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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晋商“商而优则仕”的借鉴

晋商“学而优则商”的思想有其可取之处，实现人生的价值除了从政之外，经商也是其中的一个途径。而“商而优则仕”的思想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晋商捐输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仅仅是“虚职”，仅仅是为了荣耀门庭，并非教人去真正的做官，否则就失去根本，不务正业了。毕竟经商与从政是不同的“行业”，商人真正去做官未必就能做得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商发展到后期，有些就想当官了，纷纷花钱买官、捐官；有些虽然还在继续经商，但投靠官府，成为官商、皇商。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晋商跟着垮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仍有一些企业家总想捞个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总想靠着政府、靠着批文、靠着上面的关系，靠着钻政策空子致富发财，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这一倾向是近视的，不长久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应是主体，而企业家则应是主角。当代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当然，如今的一些企业家“优则仕”与地方政府用人导向有关。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暂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以山西无线电厂为例：当年该厂开发的“春笋”牌电视机，比四川长虹要早七八年，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市场占有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成为电子工业部的“金牌产品”。可惜的是，这任厂长因为能干被提拔到太原市当副市长，后来又提了一个厂长，干得也挺好，又被提拔成省经贸厅副厅长。第三、第四任厂长就差点，结果长虹也起来了，康佳也起来了，而山西电视机业却败落了。

山东和山西在这方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92年青岛市就有人提名让张瑞敏当青岛市副市长，结果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开了常委会，最后一致决定不予提拔。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张瑞敏不好，而是他们认为在山东大地上，在青岛大地上，找一个副市长比较容易，找一个能够做成国际名牌，能够在美国搞一条“海尔街”的企业老总非常难。

企业家应该心无旁骛，在商言商，以商为本。当了企业家就不要再追求当大官，而要实业报国。历史上晋商后代以及徽商衰败的例子，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像流星一般仅仅风光了10年。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所谓企业家“各领风骚三两年”的闹剧，还有这几年每出现一个贪官，就会连累一批企业家倒台。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惊醒和深思。商道二艰苦创业忍耐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