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所谓会议，乃为解决问题而设，一人为独思，二人为对话，三人或以上就是会议了。然，孙中山见国人开会，“不过聚众于一堂，每乏组织，职责缺如，遇事随便发言，彼此交谈接语，全无秩序。”（同上）会议如此不规则，孙中山只有把美国的那一套搬到中国来。

胡适尽管多有不认同孙中山之处，但对于《民权初步》却相当赞可。结合自己当年在美国的经历，他说：这些训练“使我对民主政治有所认识，以及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动的情形，也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这是多么有益的一种训练！因此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胡适一席话，又惹动了给他记口述的唐德刚氏的愤愤不平，尽管胡适早已不在场，他接过话头就洪水滔滔。在他看来，汪精卫在为《总理遗嘱》撰稿时，为着行文声调的铿锵，选了三部遗著排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遗漏了在他看来却不该遗漏也不能遗漏的《民权初步》。唐氏认为，汪精卫漏列此书是因为他觉得开会对民主建国这类大事来说，不过是“小道”，不能与《总理遗嘱》中的那些经典并列。可能要劝一劝唐德刚稍安毋躁，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孙文学说”、一是“实业计划”，还有就是这“民权初步”。这三部分各自独立的内容从1916年一直写到1919年，然后由孙中山自己编定，钦为《建国方略》。因此，汪精卫没有漏列，它已经包含在“方略”之内了。不过，唐德刚的这一观点却相当精彩，他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从来就不缺建国大纲和方略之类的东西，缺的正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如何开会的“小道”。如果民权的第一步就是开会，如果连个会都开不好，比如，不知道会上如何决议，也不懂决议后如何实行；那么，“假民主”还不如“真独裁”　——瞧，唐德刚又愤激了。

请问唐氏，会议开不好，就是“假民主”了吗？是的，唐氏有眼，还真是如此。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会议政治”。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它的决议大都是通过会议商讨而形成。无论是早年希腊城邦广场上的民众###，还是后来英美由选举的“代议士”举行代表会议，都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只有古代皇权和现代极权，决策可以一脚踢开会议而只凭权柄。但，问题在于，并非大家聚在一起或坐下来开会就是民主了，民主不是口号，不是目的，它是体现在开会上的实实在在的程序。像陈独秀那样，五四时如此高揭“民主”之旗，但转过脸来却对1925年暴民火烧《晨报》居然还认为难道不该烧，这就连一点民主的边都沾不上，地地道道的“假民主”。20世纪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亏蚀就亏在那些人把民主仅仅变成了可以利用的口号和目的，它几乎从来就没有被当作一种程序。因此，可以这样断言，但凡民主没有落实到程序上，就是“假民主”。民主的真假，端视此而定。作为程序的民主，体现在会议上，就不是要开一个会议，把会议者集中起来，却又迟迟不开，而是做会议者的思想工作，待全体工作做通之后，再行开会。这种会议等于是借别人的手通过自己早已形成的决定，尽管会场上的手臂齐刷刷地亮成一片，却依然是假民主。同样，作为程序的民主，也不是像前苏联赫鲁晓夫那样被通知参加会议，到场后却告知自己已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而自己和支持自己的人却没有回辨的余地，这样的决定哪怕出自大多数，也同样是假民主。作为程序的民主，一个会议，如果它既然是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意见主体在一张桌子上博弈，它就要保证会议双方或多方的公正与平等，保证彼此的讨论自由，保证会议不被某种势力操纵，保证所有的声音都能摆到桌面上来，还要保证彼此都有同等的时间来表达并不能被打断，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这，就是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那么，你说，民主在哪里？民主还又能在哪里？

七　民权政治的“初步”（3）

然而，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在它出世之初，就有人讥之为“不切近事”，嘲之为“可笑的程序”和“繁琐哲学”，这不奇怪，就是放在今天，我相信，它还是会不入一些人的法眼。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类型的，习惯于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来弘扬，而不惯于注意那种能够把民主落实到程序上的“技术理性”。孙中山的小册子，恰是让“技术理性”给会议编程，它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