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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1928年初，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学制造了著名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是中山大学1927年夏“教务派”和“党务派”的纷争中，“党务派”强加于对方的莫须有罪名。起因于首期毕业生中的孙冶方等极少数参加工作挣工资的同学被领津贴的同学“敲竹杠”，买肉买菜做中国饭菜吃，此事被人汇报成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最初是为了吓唬对方，但到了1928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江浙同乡会”被王明等诬为“反党小组织”、“反革命”，以压制和打击那些反对米夫、王明教条宗派的人。，并因此与中共代表团发生争执，将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牵连了进去。

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此事件，并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在未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打击的恶劣作风，在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加之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张扬，更使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诉，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可是，米夫、王明一伙却制造种种障碍，不予合作。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同意后，到格伯乌机关查阅有关材料，也遭到拒绝。于是，瞿秋白决定亲自到中山大学调查。

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如下结论：　中山大学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感情结合，不过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这个结论虽然对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但毕竟摘去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经过“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共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产生了不良印象。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以鲍罗廷代米夫任校长的建议。张国焘也向库西宁提出：　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与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

瞿秋白和张国焘对米夫的不满，都传到了米夫的耳朵里，从而加深了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斗争愈来愈深。

莫斯科红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