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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年初，一支支左部队进驻全县以至各大队，那些个嘴上无毛的年轻士兵听惯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课，哪里懂得农村中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在那个“谁被部队支持谁就是左派”的“格言”声中，“造反派们”争先恐后的、想方设法地接近部队，争取具体的支左士兵的支持。于是，“不是有点什么，就是为点什么”的“造反派们”或甜言蜜语、或请客送礼、或美人迷惑……等等，争得了“支左”后，便一发不可一世。某某是异己分子，某某是反革命，某某是阶级敌人，随时随地就可以被他们指认。一个小小的大队，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直至一个家庭，霎时间被搞得底儿朝天！既然怀疑一切，那就是任何人都将被怀疑！既然是打倒一切，那就是一切都将被打倒！什么是？他们说的就是。什么非？除了他们，谁说的都为非。不相信吗？请看：老实巴脚人家的祖林碑说砸就砸，家族族谱说烧就烧，因为是封建的“四旧”嘛；共产党员说管制就管制，贫下中农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为这些人妨碍了他们“闹革命”！各个大队，各个村庄，到处是批判会场；各个集市，各个街道，到处是游街人亮相的地方；大队书记们，大队长们，生产队长们……一切被他们视为异己分子的人们，任由他们用墨汁涂黑了脸，头顶带上花纸糊的或逮鱼用的一米多长的“独篓”在众人的押解下游乡游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嘛！

俺们庄上的张新忠是贫农出身，解放初一直是基干民兵、排长，工作认真负责，立场坚定，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的志愿军干部，共产党员，总支书记。对共产党可谓赤胆忠心，就是与他们不一条道，看不惯他们的胡作非为，于是被栽以“漏化地主”“现行反革命”宣布逮扑，坐了大牢！那是什么年月？不是亲眼目睹，不是亲身感受，说出来有谁会相信——这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我又被栽以“幕后插黑手”的“当权派”，由支左部队当众宣布对我和其他五个共产党员、两个群众实施“监督劳动，管制生产”。此后我便失去了自由。……有压力就会产生反抗力，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这是物理现象。发生在人类社会上的具体人的身上，就会产生能动的反抗力。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是什么人，当他感受到压迫或承受到压力，他会本能的在心里积聚反抗力，当压力使他难以承受时，他将会利用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你想想，一个大活人被人硬往棺材里按，有谁能愿意呢？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大小是个干部，虽然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党性使我们忍受着一切屈辱。

1967年4月，党中央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群众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消息传来，受压群众奔走相告。于是积压成怒的反抗立即爆发出来！徐州成立了踢派，各县成立了踢派，我被公社一些人再三邀请当了公社踢派的头头。开始大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指责和批判支左部队的错误，指责支派（被支左部队支持的一派）的错误，赢得了全公社70％以上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可谓形势“一派大好”。对此，支派干群心理上产生了压力，积聚了反抗力，结果爆发了1968年4月15日支派拦截踢派的“”流血事件，从此武斗不断，且逐步升级……人们过上了夜不能寐，日无宁日的生活。几乎到处一样，各地若此……

大概毛泽东觉察了什么，1968年8月，他向全国发布了最高最新指示：“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看样子，这位可敬可怕的领袖想“刹车”了。不过，太晚了。由他一手制造的全国性战火方兴未艾，急于刹车，谈何容易？“造反派们”仇恨日增，互不服气，“抢夺”来的武器弹药正在发挥战斗力。什么革命左派？什么革命组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千古真理。有谁还能听进“最高指示”？打吧！“枪杆子里出政权”！全国范围内，乒乒乓乓，大战犹酣，惨烈的内战已由武斗所替代。

“造反派们”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要严密地组织“武卫”；一手要展开强有力地“文攻”——武卫就是继续调集枪支弹药，要在与对手相博的战场上把握制胜权；文攻就是组织能言善辩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状。霎时间，北京“人满为患”。天安门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的中央接待站应接不暇，院子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铁路、公路车辆满载“造反派们”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