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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照保罗·福赛在《　格调　》一书中所做的研判，在车上张贴各种文字标识，乃美国中产阶层独有的“受地位焦虑症驱使”的行为，美国后车窗上常见的标贴是：“我宁愿去航海”、“我为小动物踩刹车”。而“贫民阶层喜欢装点他们的汽车，不仅有仿豹皮的家具装饰品，还有在前后窗上荡来荡去的玩具骰子”。

事实上，我无法根据美国的标准来判断中国车主的阶级属性，不过，就非出厂设置的汽车图文标识而言，“熊出没注意”显然与“我宁愿去航海”和“我为小动物踩刹车”在精神气质上最为近似。至少，他们和“我为小动物踩刹车”的美国车主一样，政治立场上属于动物保护主义者，广义的环保分子　——　虽然环保分子最为抵制的就是大排量SUV。不过，中国的“熊出没注意”如果想要把他们对动物的爱心表达得更妥帖、更加本土化一些，是否可以考虑应中国的国情，把“熊出没注意”实事求是地改写为“熊胆出没注意”或“熊掌出没注意”呢？

第三，如果你既非野外生存爱好者也不奉行动物保护主义，你只是一个平庸到需要“负全责”但是又不甘平庸、以至于非在车上贴点什么来表达个性的机动车主，为己为人，建议你把熊留住，易一字，做“人出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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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别人的母亲（1）

据英国《　观察家　》杂志指出，就“上瘾”行为而言，抽烟、喝酒、吸毒、赌博、购物等等，都已out了，生活方式变化和压力指数上升所催生的新潮品种，已扩展到上网、吃药、整容甚至发短信上瘾。

总之，事态看起来十分严重，有报道说，去年5月，各国专家聚集新加坡，针对上述新瘾症的症状及出现原因召开了首届亚太戒瘾研讨会。

如果把“上瘾”简要描述为“严重地依赖或者迷恋一种事物，往往是心理不健全或者不健康的表现”，那么，不排除开会也是一种瘾，在某种意义上，它跟上述“新瘾”系列里的“发短信上瘾”十分相似。

《　观察家　》以25岁的伦敦女招待塔玛拉·克瑞里为例，说她不爱通电话，只爱发短信。平均每天要发短信175条，否则无法自遣。走着、坐着、躺着、路上、工作中、如厕时，都在狂发不止。唯一不发的那一刻是淋浴时。写短信也不用看屏幕，两分钟即刷满三屏。练就了“电子一指禅”的塔玛拉坚定地认为：发短信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

更为变态的是，只要离开自己的手机须臾，塔玛拉就觉得不舒服。她不仅把手机称做“我的宝贝”，而且把手机插在乳罩里边，紧贴着肌肤，随时感应短信发来的声音和振动。用广东话讲，这不仅上瘾，而且还“上了身”。

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报告称发现“短信上瘾症”。临床上的描述大致是：“强迫症的一种，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总会产生短信出现的期待，如果到时没有出现，就感觉规律被打破，产生焦虑、不适应的情绪。”一句话，“全部生活都在一只手上”，是一种病，得治。

不过，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个人对此的看法相当悲观：其一，出于人性。和抽烟、喝酒以及吃药、整容一样，食色性也之外，传播也是人类的天性。短信上瘾，流氓成性，都不好办。其二，中国专家对防治短信成瘾提出的建议是：“控制短信聊天时间，正确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培养积极乐观的性格，多参加集体活动。”

这话，听着特耳熟，跟“新婚必读”里防治性亢奋的对策差不多。

我个人对戒除“发短信上瘾”的前景之所以如此悲观，其二还出自于我在母亲节这一天亲身经历的“短信生活”。

公元2005年5月8日，“五一”长假刚过，母亲节追尾而至。我爱我妈，但她不在广州，遂打了个电话，致以亲切问候；我也爱我妈妈的妈，但她老人家不仅不在广州，而且也不在人世，阴阳相隔，手机座机小灵通全都联络不上，更发不了短信——很显然，元旦、春节、情人节、圣诞节的短信骚扰尽管惹不起，但是母亲节还是躲得起的，因为基本不关我的事，总不能愣充我的儿子或闺女，在短信里喊我一声娘亲吧。

本以为可以清静一天，不料中午睡醒后一开手机，向我祝贺母亲节快乐的短信便如潮水般涌来，其中频率最高是以下这两条：

其一，“今天是母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妈妈，祝她幸福、平安！更感谢她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其二，“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