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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在上海呆了八个月，也憋闷了八个月。他不仅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而且对“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也是满腹牢骚。这次终于有一个公开发泄自己不满的场合，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亲自出席，他便决心趁机把自己长期以来的闷气一吐为快。这样，在“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竟占去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有人称张国焘为“反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张国焘在发言时首先申明：　中国党自产生以来对于国际不仅是极端信仰，并且有些迷信。对于国际代表所传达国际命令是信仰的，即对国际代表个人也极其尊重。国际代表享受最大的权限，中国党与国际间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经过国际代表。他们成了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权限太大了。当罗明纳兹到汉口时，拿一个国际的训令给我们看，这训令中说：　国际曾电令中国党须依照国际屡次训令进行，否则国际便要公开批评中国党了。我当时即说：　并没有见到这些电令和训令，当时罗明纳兹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也没有注意所以发生这事实的真相，中国党对于国际的报告很少，而国际的指示也是很少的，这两点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但是也没有减损中国同志对国际的信仰，这些是我预先要声明的。很显然，张国焘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应承担责任；同时也表明他张国焘绝非“反共产国际的代表”。

接下来，张国焘就布哈林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过，他发言的侧重点还是在过去的教训上。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带着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员人数很少，在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加入国民党后，在是否把国民党的工作当做主要工作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上，而这些分歧都与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回顾了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具体分歧，言谈中无不指责马林和罗明纳兹。在谈到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张国焘指斥了中共临时中央和罗明纳兹，说他们因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只是一味地发动暴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群众。

张国焘对自己的发言极为满意，他后来回忆说：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画出中共的真相”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8页。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用时达九小时。在报告的结尾，瞿秋白说：　“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张国焘早就对瞿秋白的报告一肚子意见，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地说：　“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瞿秋白却耐心地说：　“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

从6月21日起，代表们开始分组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张国焘在讨论中作了长篇发言，就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性质、阶段及其前途，过去的教训，“八七”会议后对时局的估量和党的政策，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另一方面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他还认为，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能与革命情绪混为一谈，目前没有广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形势。

在谈到党的任务时，他指出：　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不放过每一个领导群众争斗或动员群众的机会，以组织广大的工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