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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伤腿。伤腿上到处都是鲜血，一汩汩鲜血正在从伤腿上一个巨大的洞里面涌出来，医生在用一把止血钳试图止住流血。我的头开始晕眩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下去。那个伤员不停地把自己的头从这边扭到那边，两个战士用尽力气地把他牢牢地按住。伤员的脸上毫无血色而且满是汗水。有人把一卷绷带放到他的嘴里，也许是防止他喊出来。这是一个从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来的士兵。医生这时轻声地对我说：“按住他的腿。”我犹豫了一下，医生又看了我一眼。我用我颤抖的手按住了那只血肉模糊的腿。当我的手摸到腿时，不由得抖了起来。医生又小声说：“轻点。”

看到手术刀向伤口的深处切去，我感到伤腿的肌肉的活动。我闭上了眼。我可以听到外科手术器械的声音和伤者沉重的呼吸声。虽然刚上过一些麻醉药，他还是在桌上痛苦地扭动着。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几乎不能忍受的锯子声。不一会儿，我感到手中的伤腿变得异常沉重，我睁开眼看到双手正举着这支被锯下来的腿。医生刚刚做了截肢手术。我在那里有些笨拙地在一种悲剧性的气氛中拿着这只腿，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最后我把腿放到了桌子边的一堆绷带上。就算活到100岁，我恐怕也不会忘记这条腿的。

我的司机已经离开了。我想把注意力转移一下，但是一直到半夜才勉强缓过来。我又被叫去做了一些和刚才的截肢一样让我痛苦的事情。到了凌晨两点中，终于走出了临时手术室，外面的寒冷一下子就包围了我。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想到那些垂死的伤员和到处的鲜血时，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我的卡车。天空还是依然清朗，风也停了下来，农舍和卡车在雪光的反照下显得格外突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外面。我穿过村子找寻我的雷诺卡车。接着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裹着厚厚毛毯带着毛瑟枪的东西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当那个然看到我时，他嘟囔着说：“你进去吧，现在轮到我了。”

明斯克基辅战火的洗礼（25）

我不解地说：“去哪儿？”

他说：“去里面暖和暖和，除非你想再站一岗。”

我说：“但是我今晚不站岗，我刚才在帮医生，现在要去睡觉了。”他嘟嘟囔囔地说：“明白了，我以为你是……”他随口说了一个名字。我追问道：“你说有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他回答说：“是的。你可以进那里去。他们已经把那里变成一个哨兵的总部了。我们每隔15到20分钟换一次。当然这样你没法睡觉了，但这总比待在外面冻个两小时强。”我对他说：“好的，谢谢你，我进去了。”我推开一扇厚重的门走进了这个屋子。在屋子的火炉里一团大火正在熊熊燃烧。火炉旁边坐着4个士兵，其中一个是霍尔斯，他正在炉灰里烤土豆和蔬菜。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另一个家伙跟着我也进来了，也许他就是那个把我当作换岗士兵的人。我在火上把我饭盒里的剩饭热了热，虽然我没有什么胃口，但还是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就在炉火前尽可能舒服地躺了下来。每隔15或20分钟，就会有一个哨兵进来把另一个可怜的家伙从睡梦中摇醒。有时大声抱怨的声音也会把我吵醒。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起床哨响了。

我们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浑身硬邦邦的，但这是我们很长时间里第一次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了。这时一个村里的俄国女孩向我们走来。她正提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锅，她微笑着把锅向我们举过来。锅里装的是热腾腾的牛奶。我突然想，如果她在牛奶中放了毒怎么办？但是霍尔斯是那种宁可撑死也不愿饿死的人，他举起锅大大地喝了一口里面的奶。我们4个人把这锅牛奶相互传着喝光，然后霍尔斯大笑起来，他把锅还给了这个俄国女孩。我们双方都没法听懂对方的语言。霍尔斯只好走上去亲了那个女孩的双颊。女孩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我们然后向她鞠了躬，就离开了。

点完名后每人都发了一杯半温的咖啡。每天早上都需要至少半个小时来发动引擎。我们总是在天亮之前就上路了。我们的连队正沿着凹凸不平的该死的俄国“高速公路”前进着。

有几次我们不得不给那些返回后方的车队让路。我们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饭，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队停在那儿的坦克。我们从坦克驾驶员那里知道我们现在离哈尔科夫只有80公里了。

大家听到我们离目的地如此之近都兴奋不已。大概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哈尔科夫了。我们现在开始想象在哈尔科夫的营房的样子。林森问我：“你认为我们的营房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