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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

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便出了号外，捉蒋消息立即传遍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的游行队伍。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时，于12月12日晨5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

兄等有何意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捉住蒋介石，张、杨二人兴奋不已，但如何处理后事，二人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组成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包括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12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同时为了应付南京的“讨伐”，将红军南调至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淳化、咸阳一带，红17军团挺进到西安东南的蓝田，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

张、杨捉蒋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党政军大员乱作一团，有的悲，有的暗中高兴。

军政部长何应钦感到这是夺取委员长一职的难得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主讨伐，企图用飞机炸死蒋介石。

12月12日下午，他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交换意见，当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武力讨伐的决定；又给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发电，促其立即回国。

亲日派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

事变当天，宋美龄、孔祥熙等还在繁华的上海享乐，第二天一早便赶紧来到南京。

他们力主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所做出的决定。

在宋美龄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的名义于12月14日召集会议，同意进行和平试探，并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解。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仍决定武力讨伐，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下达了讨伐令。

随即何应钦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地，命刘峙的5个师开进潼关，围住华县，进逼渭南。

西安周围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只好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让他们拒绝执行何应钦的命令。

在宋美龄的极力奔走和强烈反对下，何应钦等人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力主张反共防共，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

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公开威胁南京当局：“如果与张、杨妥协，大日本决不坐视。”

日本政府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并派汉奸、特务潜入西安，煽动群众情绪，妄图利用民愤杀掉蒋介石。

日本政府还与德、意勾结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