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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之后，汪精卫加紧了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在上海，他专门设立机构招兵买马。只要赞同汪主席的观点，都是“同志”，来者不拒。对某些名人及专门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地直接、间接地搜罗与拉拢。其中，自动填表投汪的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政务次长的陈之硕、曾任北洋政府蒙藏院副总裁的易次乾等。

另外，汪精卫还通过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拉拢了一批留在上海的学者专家，如刘星晨、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这批人在汪伪政府成立后，相继担任了重要职务。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九个议案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部主要官员人选等。并相继公布了国民政府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经过汪精卫集团的百般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在3月30日举行了还都典礼。这天清晨，汪伪汉奸头目一个个衣冠楚楚，分乘着崭新的汽车，驶向新的“国民政府”，汪精卫身穿一套崭新的晨礼服，白净净的脸上失去了往日趾高气扬的神采，显得格外苍老憔悴。他悄然走上主席台，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就职”演说。由日本导演的、在沦陷区存在了5年零4个半月的汪伪政权，从此开场。

11。相煎何太急（1）

武汉战役日方伤亡20多万，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11月3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重新调整了对华方针，并向驻华日军下达了《第二百四十一号命令》：“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并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这一声明，对蒋介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英美的调解下，蒋介石急忙响应。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称，他将抗战到底，“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在这次会议上，他公开拒绝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提议，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同时决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

对于蒋介石的政策变化，毛泽东主席早有预料。在武汉会战过程中，他就告诫全党，“抗战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的紧急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及敌后战场出现的严重局面，及时作出决定：命罗荣桓政委率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贺龙师长率第120师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以完成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在此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颁布的《第二百四十号命令》，将主力从与国民党作战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日军对华北抗月根据地的“扫荡”步骤是，首先肃清平原，尔后转入山地；首先对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然后集中兵力“扫荡”北岳、太行、山东和晋西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10月1日到1939年4月，日军对冀中先后进行了五次“扫荡”。

冀中平原一望千里，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冀中游击战的开展，直接威胁了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据点，所以日军对冀中进攻特别猛烈。

为了粉碎日军“扫荡”，发动平原的游击战争，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的带领下，于1938年12月22日出发，突破日军重重封锁，挺进冀中。1939年1月，当120师抵达冀中时，正值日军的第三次“扫荡”。日军集中了7000余人，企图将我子牙河以东部队压迫于河间、任丘、大城之间消灭；东线敌人以津浦为基点，分三路向东压缩。120师和冀中首脑机关主动从惠伯口地区向南转移到肃宁东北地区集结待机歼敌。2月2日，120师第716团及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在河间以西的曹家庄一带，向西犯日军200余人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歼敌100余人。2月4日，日军又出动步骑炮兵1000余人，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