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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维经斯基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具体的接触，并就有关中国的问题同他们交换过意见。当时，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正在根据马林的建议，讨论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问题。对于张国焘来说，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东方部的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马林是右派。这种分歧无疑加重了张国焘后来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主张的心理砝码。

十三 西湖论争

远东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1922年8月越飞阿道夫？越飞（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9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放逐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至1923年，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华。1927年11月自杀。来华之后，与孙中山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1923年1月，越飞和孙中山经过具体接触和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了。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中共一大后访问孙中山时，就曾提及。当时孙中山讲，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马林对此甚为赞成，于是极力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更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伊罗生：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经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把爪哇经验运用到中国是完全可以的，对此他很有信心。1922年初从中国南方返回上海后，他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林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提出六点反对理由：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