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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1）

早在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之前，胡适致信韦莲司，已经流露过上述两种想法。一、“吾对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赞成现今之革命。”二、“吾辈之职责在于，准备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　此处的“造新因”当联系前此的“再造文明”，即通过教育为新文明添加新的因子。

十多天后，胡适给国内朋友许怡荪写信，再度申述这个“造因”。他的意见是：

……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至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着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尔。

这就不难理解日本二十一条发布后，北美学生群情激昂，胡适却为什么独自主张保持镇静、赓续学业。照说，一个世纪看下来，胡适的思想并无独致与深刻，他的不同在于，他的眼界十分高明，即在年轻时，这一点就已形露而出。很难想象，在众人一面倒的亢奋中，他能不为其淹而独保那份“清明的理性”，而此时他也不过24岁，也正是容易沸腾的年龄。至于那句“外患亡国亦不足虑”是要招致千古骂名的，可是顺着他的思路往下爬梳，你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同上）

“树人”，这是鲁迅的名字了。鲁迅初名樟寿，后改名树人。也是在二十多岁时，留学日本的他作《文化偏至论》，其中表达的观点“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种“根柢在人”的观点，胡鲁是共同的（其实，他们的观点都来自梁启超，来自梁启超的“新民”）。但，同为树人，胡鲁显然又不一样。鲁迅的树人有两个反对面，一个是“富有”，一个是“众治”，前者是鲁迅不赞成洋务运动富国强兵那一套，后者是鲁迅不赞成戊戌维新立宪国会那一套。胡适不然，他提出树人，其反对面是那种企图走捷径的“革命”。就像胡适不会反对富国强兵尤其立宪国会一样，鲁迅则不会反对“火与剑”的革命，而且后来更主革命。革命的遭遇不革命的，胡鲁后来分道扬镳，彼此都符合他们内在的思想逻辑。另外，即以树人本身，胡鲁亦分别有所计较，鲁迅的树人是以尼采的超人为其底本的，其中流贯着的是精英政治乃至超人政治的血脉，胡适虽然未曾明言何以教人，但肯定不是他曾经批判过的尼采那一路，而是他身受濡染的北美这一径。

……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同上）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是胡适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梁启超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也说过，胡适曾经大篇幅地抄录过其中内容，而胡适此信，其中也闪动着梁的影子。至于此句，推其原始，则来自孟子，《孟子·离娄上》云：“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艾即艾叶，药草也，古人针灸时用，以长年储存并干透为好。治疗不愈之久疾，则需经年之艾叶，否则不治。如不早作储积，一辈子都得不到。“三年的蓄艾”，是平时的功夫，这里没有捷径，也没有急功近利，它是打基础造前提的努力。造就新文明，在于造就新人，百年树人，这才是根本。而革命，在胡适眼里无以解决这个根本。

案：至于说这封给许怡荪的信闪动着梁启超的影子，可查胡适前一年5月23日的日记，梁启超搞政治出身，戊戌败后，力主“新民”，但同时出现反政治的倾向。在他看来：“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之中，此各种政治已一一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得睹？　”这话说得有意思，各种制度都尝试了，却无望于“善治”，果如此，我要问得是，把这么多种类型的政制仅用几年就走马灯一般过了一遍，水过地皮都谈不上，你怎么可以指望“善治”？“共和”、“联邦”、“多决”（即民主），哪一种政制移植他壤不需要一个适应与生长的时间，我们给它这个时间了吗？甚至我们给它（比如“联邦”）机会了吗？中国人性子最慢又最急，忍受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国势甚虚，却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