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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同时，由于价格下降，瑞典对人贩子的吸引力减弱了。的确，一些人贩子认为把女孩卖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图，应该把女孩送到荷兰。瑞典认为这个策略大为成功，虽然当初制定法律时备受争议。一项民调显示，81％的瑞典人赞同该法。

在荷兰，卖淫合法化有助于替合法妓院的娼妓进行健康检查，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性传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趋势。荷兰的皮条客依然在供应雏妓，贩卖人口和强迫卖淫仍继续存在。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非法妓女的人数是增加的，这显然是因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观光产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发现，性观光与犯罪确实令人忧心忡忡，他们在2003年停止实验，不再让街头妓女于“容忍范围”内拉客，但是依然允许合法妓院继续存在。所以，重点是什么？顾客可以轻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东欧来的雏妓，但是在斯德哥尔摩却找不到。

其他欧洲国家论定瑞典的实验较为成功，开始趋向于采用相同模式。我们也希望美国的一些州能够试着评估这样的模式在美国是否可行。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难以达成共识、造成两极化分裂的辩论，大多只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严格来说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说，它们却无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贫穷国家，法律通常无关痛痒，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改变现实状况上，而不是改变法律上。

美国国会在2000年往该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国会要求国务院发布年度《人口贩卖问题报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据各国对付人口贩卖的表现来排名，名次最低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制裁。这就意味着美国驻外大使馆必须着手搜集人口贩卖的相关资料，这还是头一次。驻外大使要与当地外交部的官员展开讨论，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贩卖列入重大关切事项，与核武器扩散及恐怖主义等量齐观。这样一来，各国的外交部就会询问他们的警政署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的成果。

光是询问，就能把问题提上日程。各国开始立法，布局突击行动，汇整概要文件。皮条客发现贿赂警方的费用扶摇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实这个方式还可以更进一步。在美国国务院，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的办公室已被边缘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栋办公楼里。要是国务卿公开积极地支持该办公室，比如有相关的出差就带领办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则能提升人口贩卖的曝光率。总统前往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可以拜访“世界自救妇女”这样的收容所。当初欧洲商议是否该让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应该把人口贩卖当成一项议题；对于土耳其而言，这点还来得及补救。7

主张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应特别应用在处女贩卖方面。尤其在亚洲，这种交易在贩卖收益方面所占的比例极高，也是少女遭到绑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惨遭强暴，往往会认命地下海卖淫，直到死去。买方通常是富有的亚洲人——把这种人送一些去坐牢，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处女市场将快速萎缩，人贩子集团将转攻风险较低、利润较高的营业项目，娼妓的平均年龄会提高，强迫卖淫的数量也会缩减。

我们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转变。该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况最为严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里时，在该村的妓院看见过七八岁的女孩。尼可假装成客户，获准与一名被卖至妓院的13岁女孩交谈，她正恐惧地等待售出初夜。后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严厉谴责柬埔寨，媒体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恶行，而“国际正义使命团”也在该处设立办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认为妓院老板送来的红包不值得惹上国际舆论的烦扰与因此带来的难堪，于是下令警方强制取缔了妓院。

尼可拜访西瓦帕克的最后两三次，妓院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让女孩们在门口招揽客人，妓院前门也上了锁链。妓院老板以为尼可是客人，紧张兮兮地把他从后门带入，然后叫一些妓女出来，但是人数似乎只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处女，老板说他们必须安排一下，一两天后才能带一名来跟他会面。这个迹象显示，实质的进步是可能的。某种程度的卖淫可能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横行天下了。

解救女孩容易，防其重操旧业难

我们以旧时的方式，成为21世纪的奴隶主：我们支付现金，换取两名女奴和两张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