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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