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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判怎么说他们是死刑犯？因为他们杀了人，而且是杀支书，杀村里斗争骨干，他们知道必死无疑，杀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没想活着。有的据说是公开谩骂江青，属于“恶攻”罪，一般说也就离死不远了。这些人都是手铐脚镣齐全，有的还是背铐。白刚这屋里就有五六个死刑犯，其他人大多数是现行反革命或与杀人有牵连的。

白刚震惊了，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杀人犯和反革命？刚进去几天，他不敢和人多交谈，只默默地静听别人的耳语和叫骂。他以前听说看守所里规矩很严，而且有自然形成的监头，十分厉害霸道。现在看根本不是这回事。这些人敢说敢讲，随便叨叨自己的案情，也根本不顾虑看守所规定的什么监规。整天提审不断，关进提出，看管人员好像也顾不了许多，只顾人来人往地折腾，也不管你在里边干什么了。

白刚刚进来时总是躲开那些手铐脚镣的死刑犯，人们都知道死刑犯非常危险，他们反正是死，都性格暴躁，蛮不讲理，稍有触犯，就可能置你于死地。甚至没有触犯他，但他仇恨这个社会，也可能临死要拉个垫背的，无端杀人。

后来发现这些死刑犯听起来可怕，他们并不伤害别人，别人对他们也很同情。尤其是有一个戴背铐的更为特殊，不仅吃饭解手都有人主动帮助，而且别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却可以躺着，周围的人都极力保护他不受别人挤压，时时有人给他喂水，帮他翻身。

这是个什么人呢？衣服脏乎乎，脸上胡子老长，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在这种地方，人们互不相识，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这么尊敬他爱护他？这不禁引起了白刚的注意。他见同屋一个老头儿挺爱说，而且是个万事通，好像县里啥事他都清楚，便凑过去悄悄问道：“这个人是谁呀？怎么人们都对他那么好？”

“这人你都不知道？”老头儿转过脸来，觉得问得稀奇，斜了他一眼，显出很自豪的样子，“张文山哪！”看他那样子，不知道这个人就很不应该，说出了名字就一定得知道了。

“张文山是谁呀！”白刚仍然不明白。

“嘿！张文山是谁都不知道？”老头儿使劲斜了他一眼，“全县大人小孩都会念一首歌谣：张文山的气儿，谁谁谁的泪儿，于大川的棍儿嘛！你没听说？”原来是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可是白刚仍然茫无听知，不得不如实说：“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儿简直生气了，干脆扭过身子面对着白刚，瞪起了那双镶嵌在满脸胡子中的眼睛，像猎鹰搜寻猎物一样在白刚身上搜寻起来，他左看右看，看得白刚心里直发毛。看了一会儿，没回答白刚的问题，倒审问起白刚来了：“你不是本县人吧？”白刚说：“是啊！”看出了对方的怀疑，便解释说，“以前一直在外边，刚回来不久。”

“我说呢！本县人这事儿还能不知道。”老头儿仍没回答白刚的问题，继续问道，“为啥回来的？”白刚说：“右派！”直到这时老头儿那严肃、不满的脸上才出现了一点笑容：“咱俩是一类。我姓葛，县公安局的。”语气里没有了敌意、不满，眼光也和善多了，只是问题却更多了：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打右派以后在哪里？这次为啥进来的？

白刚本来不愿意在这么多陌生人面前抖落自己的问题，可是看这位老兄追问得很紧，觉得不回答是过不去的，便把实情都告诉他了。这时老葛头儿才高高兴兴地把关于这歌谣的故事告诉白刚。歌谣说的是“文革”时县城的三“老”。说老并不是岁数老是资格老。论年龄那时也不过都是五十左右岁吧，可大小是个头目都是局级干部，只是秉性不同，在“文革”中表现也大不相同。

别人不说了，单说这张文山吧！他是公安局长，为人正直作风泼辣，性格暴烈好发脾气。“文革”时受的折磨最大，挂大牌子游街批斗，坐飞机，跪板凳，刑讯逼供，就是不服气。一句求情的话不说，而且爱生真气儿，冲造反派们还发脾气。批斗时问他：“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瞪着眼睛说：“我从小参加革命，什么时候都是跟党走，按中央政策办事怎么就成反革命了？”

他这样说，除了带来一顿暴打以外，还多了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也就戴定了。而且随后而来的就是在公安系统大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被长期关押批斗的比哪个局都多。

说完了张文山的“气儿”，老葛头儿叹了一口气，思想十分沉重地说：“唉！戴这背铐儿也是他自己找的啊！”

他被捕以后，多次审讯没有进展，提出不少事件，他不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