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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探探大娘的口气。大娘说有是有。说了以后又后悔了，马上改口说：“人还能都一样？也可能有吧！可是马家刘家老辈子便不和，现在人们又怕惹事，再说说了也不顶事，谁愿意出头啊！”

绕着弯子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黎娟早着急了。她也看出来了，大娘是知道实情的，而且也看出了大娘和吴玉萍感情很深，非同一般。便说：“大娘！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吴姐吗？刘国良咋死的，你老就告诉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绝不连累你老人家。”

“姑娘啊！这么说你就把话说远了。”大娘笑笑说，“你吴姐既带你来，大娘还能信不过你吗？大娘是心痛你们哪！你姐是只孤雁，你是个没过门的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咋好啊！孩子啊，村里的复杂情况大娘了解得深啊！正因为这样，才不忍心把你们往火坑里推呀！你姐不像你，你有爹有妈有家，干不了顶多回家，还有爹娘照顾着。你姐她不光是只孤雁，还有个离不开娘的孩子，她男人还在村里受罪，也仰仗着她呀！再有点闪失，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她够难的啦！闺女呀！咱得为你姐想想啊！”

大娘这一席话，说得吴玉萍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她一哭，大娘和黎娟也都哭了。哭的感染力比笑要强烈得多，尤其在妇女当中，就像传染一样，有一个人伤心地哭起来，很快就会引起别人恸哭。在共同的痛苦中，就更是如此，一时间，谁也没法说话了，都哭了起来。吴玉萍要不是当着大娘和黎娟，她真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自己从小就为革命为群众拼死拼活，可是竟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家不成个家，孩子扔下没人管，自己还处处受人歧视，丈夫仍然在冤枉和痛苦中熬煎，看不见个出头之日。想起来有时真心灰意冷，可是能因为自己的不幸，就对群众在痛苦中的熬煎不管吗？对国家的灾难自己无力回天，可是摆在眼前自己能做的事情，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吴玉萍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大娘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也真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我自己好赖都不怕，有时我真想自己死活都无所谓，可是我就惦记着那爷儿俩，他们再也经不起打击了。可是我也不能只想自己的家呀！人家的儿子被活活打死没人管，这当娘的该有多难受啊！坏人这么胡作非为没人管，老百姓能活得舒心吗？当干部的看见这些事情却漠不动心，先不说他有没有责任心，还有点人味儿吗？大娘，我想好了，我一定把这事了解清楚，你就帮帮我们吧！”

说到这里，大娘突然自己哭了起来，哭得十分悲痛。弄得两个人莫明其妙，吴玉萍赶紧说：“大娘，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大娘说：“闺女呀！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觉得我不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吗？我比你们还急呀！你们知道死的是谁？我的亲外甥啊！他妈是我姐呀！”大娘哭得越发伤心了。大娘直率地说：“你们斗不过人家。俩闺女家，哪是他们的对手？再说，调查这么多回了，一回回的都偏向人家，硬说我外甥是反革命，得急病死的。还弄了个法医的鉴定。你们两个闺女来调查，谁还敢告诉你们实情？”

“大娘，这么大个村，就没人敢说个直理？”吴玉萍不相信群众中就没有坚持正义的人。大娘说：“有人敢说怎么样？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公安局的来了，还问过我呢！说刘国良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们说人家都说是，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我说你们说是有什么证据？他们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有他的口供，他还按了手印，这就是证据。我急了，他们家三代贫农，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他家才过上好日子，他又当了多年兵，回村当了干部，他怎么能反对毛主席？他们嘿嘿冷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元帅、国家领导人，不是也有不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我说那口供是他们逼的，他是被打死的。他们说你见了？我说听人说。他们说那不足为凭。再说反革命哪有那么容易甘愿投降的？教训教训他也是情理之中嘛！我知道你们是刘家一姓，还有亲戚关系，你也是贫农，可要和他划清阶级界线，包庇反革命，可没好下场。”大娘又哭了起来，“县公安局都这样，你们还能整得清吗？从公安局下了结论以后，那一伙人更不可一世了，经常在大喇叭上广播：谁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小心你们的脑袋。连他娘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出头说话呀！闺女，你们可千万别启动了。”

黎娟没主意了，她没想到连公安局都向着人家说，还有那么多证据。这个一向快嘴快舌的闺女，也没话说了，看看大娘，又看看吴姐，一脸的无奈。吴玉萍也感到压力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