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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

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５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的，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

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７月７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

这本书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

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