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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他说，卫理公会的各种活动，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音乐。在主日学校周年纪念时，我们唱专门的圣歌。我总是翘首以待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几个星期的彩排。我们教堂的合唱队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们演出一次。节目有汉德尔的《救世主》，海登的《创世》或门德尔松的《伊莱贾》。我们从伦敦邀请专业人员来承担困难的独唱部分。我体会到，严格的训练和实践可以使潜在的音乐天赋得到开发。我们家参加了一个音乐协会，一年举行三四次室内音乐会。

我们家喜欢音乐，5岁时父母安排我去学钢琴，我母亲也弹钢琴。我弹得还不错，也很幸运，教我的老师很好，我在当地的音乐会上得过几次奖。我学琴用的钢琴是我的叔叔约翰·罗伯茨在北安普敦制作的。他还制作教堂用的风琴。10岁时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园的一个谷仓式的建筑物里制作了两台钢琴，他让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别高兴。遗憾的是16岁时我为了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不得不停止音乐课。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至今仍感遗憾。那时我们晚上在家里开音乐会，我弹钢琴，父亲（很好的男低音）和母亲（也是低音），有时还有朋友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时代最为令人兴奋的日子也许是12岁那年我对伦敦的访问了。我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车到达国王十字架车站。斯金纳牧师和他的夫人到车站来接我。他们是我们家的朋友，负责在伦敦照顾我。伦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令人头晕目眩：国王十字架车站像一个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一派工商业和帝国大都会的景象。我有生以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他们有些人穿着印度或非洲的当地服装。交通车辆及行人之多令人兴奋不已，他们身上像是在发出某种电能。伦敦的建筑非常宏伟，也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之一。由于被烟熏黑，伦敦的建筑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气派，这使我不时想到我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的主要景点。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喂鸽子；我乘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经历；我去了动物园，骑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可能预示着我与舰队街的关系。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象中的通衢大道狭窄得多；我朝觐了圣保罗教堂，约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里作祈祷；当然，我还去参观了议会和大本钟。这些地方确实不负众望。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年轻的哈罗德·威尔逊的预见性，没有在唐宁街10号门前照相留念。

我对这一切都感到无比快乐，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剧院，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在那里我们观看了西格蒙德·罗姆伯格的著名的音乐剧《沙漠之歌》。在3个小时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随着勇敢的红色魔影飘然而去。我太喜欢这个音乐剧了，我购买了该剧的乐谱，在家里弹奏，也许弹奏的次数过多了。

我对伦敦和斯金纳夫妇眷恋不舍，他们主随客便，热情的款待使我体味到塔莱朗的话：生活是多么甜蜜。

我们的宗教生活不仅包括音乐和社交活动，而且有富有启发性的知识活动。传教士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我们镇上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在1935年组织“和平投票”时，格兰瑟姆的卫理公会教徒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在选区内散发民意测验答卷，后来宣布绝大多数人“赞成和平”。没有书面材料表明这一结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们罗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个愚蠢的主意，应对全国没有为最终打败独裁者及时进行战备负责。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由于我们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我们家处于少数。我们的朋友斯金纳牧师积极赞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诚的人，多年以后他为我和丹尼斯在伦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礼，但是个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顽固的政治观点。

我们每个星期天听取布道，这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