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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驱车去波特兰—波雷斯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室的路上，有100种可能性闪过我的心头，尽管都没想到是谁。到了录制室后，我还没有化妆，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告诉我受害人是谁。他是艾雷·尼夫。他的伤势很重。从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出来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在他的车下安了一颗炸弹。当他在下议院停车场开动汽车时炸弹爆炸了。看来他很难幸存，实际上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可能已经去世。听到此事后，我无论怎样也无法作广播讲话了。我给首相打电话，作了解释。我惊呆了。此后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从内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许多危险于不顾，他竟然死在一个比普通杀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第十二章　抓住机遇出任首相

第一节　明确主题

前面已经讲到，我对1978年起草的竞选宣言第一稿很不满意：它篇幅太长，内容分散，满纸大笔花钱的承诺。8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进，但内容仍不够充实。责任当然不在执笔起草宣言的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其他几个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而未能制订出明确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还讲到，我如何在1979年1月决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1978年夏起到1979年3月宣布解散议会，这段时间内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罢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影子内阁中的多数人跟在国内舆论后面（不是在它前面进行引导），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条件，能够而且应该去剪掉工会好斗分子的翅膀了。同样——虽然我在摒弃我在政治上继承下来的这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动——工党工资政策的失败，使我们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抛弃控制物价和收入的做法（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法定的）。总之，我非常肯定，这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巨变，我们的竞选宣言必须跟上这一形势。

在安格斯和克里斯着手起草以前，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

根据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和我们坚强有力的工会政策，我认为必须对［19——78年秋季起草的］这一稿进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标优先（如为了鼓励创造财富而减税等）这个总的方针保持不变。

将1978年8月的宣言草稿与1979年4月发表的定稿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内容，这是综合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我的顾问们和我本人的意见后写成的。当然，关于工会那一段是关键。在1978年，我准备接受吉姆·普赖尔提出的几乎每一条建议，包括允诺我们将“对劳资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全面改变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相反，我们只是“谋求开创一个保持连续性和进行建设性改革的时代”，1979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承诺“使工会运动的权利与义务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们向那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观点进行了直接挑战：“工党声称，不能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善英国的劳资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法律能够用于授予特权，它也能够而且应该用于规定义务。”

我不喜欢吉姆·普赖尔1978年春天建议写入宣言的有关工会一般作用的段落的语气和思维混乱，但是我更强烈反对吉姆关于“封闭式工厂”的建议。他虽然要我们谈，我们“原则上反对封闭式工厂”，但又主张接着说，“经验表明，一些企业的资方和工会都认为它是便于劳资双方进行协商的一种方便的方法。”在同一句话里既要“原则”，又要“方便”，两者形成的明显反差特别引起我的反感。当然，对于一些强有力集团来说，要想压制自由是很“方便”的，但我们多数人认为，讲“原则”就必须保卫自由。吉姆还要求我们承诺规定“封闭式工厂”的实施准则。如果不遵守这些准则，“结果可能会（像目前这样）使工人失去生活保障而得不到雇主或工会的补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通过立法来保卫他们的权利。”

即使在1978年，我也已经感觉到我们可以写得比这更好些。我曾坚持，如果有人被拒绝加入工会或被开除出工会，他必须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但到了1——979年，我们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抛弃了“封闭式工厂”虽令人讨厌却不可避免这种说法，明确作出了要修改法律的承诺。现有雇员以及“具有个人信念的人”（这个名称有些含糊其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避免）“必须得到充分保护，他们如因实行‘封闭式工厂，而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