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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哈维以后一些年的异想天开的做法相比，这一次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

讲话本身简短而且尖锐，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接着我前往萨契—萨契广告公司录制最后一次大选电视广播。从下午4点开始，戈登、罗尼、蒂姆和我对讲稿反复进行修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拍摄同一个镜头，每次我们中间总有人觉得还不够好。最后，早已过了午夜，我们终于感到满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是参加格拉纳达电视台的“格拉纳达500”节目，由来自博尔顿东区的观众向三党领导人提出问题，博尔顿东区产生的议席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许多年来，博尔顿东区的席位一直由组成下届政府的政党获得，但在1979年，选民们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也许是由于全国的注目而使这里的选民们头晕目眩）。我喜欢这样的场合，这比一对一的采访轻松得多。想到这些人是真正关心英国前途的“真正”的选民，使我神经放松，从“掌声测量计”来看，我在这次竞争中获胜。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国民意测验表明，工党领先0。7个百分点。这一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这次民意测验作何反应。我不予回答，只是说：我希望这情况将推动保守党支持者到那天都出来投票。这样回答不仅为我在困难时刻解了围，我猜想也是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真的对我们取胜形成威胁，那就是自满，而那时已无自满可言。我接着到西北区进行竞选，当然，最后是在博尔顿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喜剧演员肯·多德出现在讲台上，手拿一根蓝色羽毛掸帚欢迎我。在肯·多德传达诺蒂·阿什的信息之后——他使博尔顿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保守党选区——任何讲话都会显得过于严肃了。但是在竞选运动的这一阶段，只有一个真正的信息，那就是希望把工党赶出政府的人决不要浪费他们的选票，把它投给小党派，而必须投给保守党。

而且，必须不断重复这个信息，直至投票选举那天。我在星期三（5月2日）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到伦敦各选区又到处讲这个信息，最后来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学。一群女权主义者在那里高喊抗议口号：“我们要妇女权利，不要右派妇女”，我不得不从她们中间挤出一条路来。我驱车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时，感到自己真的累极了。我已找到机会，并牢牢抓住不放。说来奇怪，当我意识到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我已无法控制时，我感到高兴。多少个夜晚以来，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6个小时的觉。

第二天是选举日，早晨一觉醒来，听到收音机里报道，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领先2到8个百分点不等。9点钟，丹尼斯和我到切尔西投票站投票，然后驱车到芬奇利。我像惯常那样，到委员会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后面跟随着一群摄影记者。我们回到福拉德大街，简单吃了一点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这天晚上要长时间熬夜。午夜过后不久，我来到巴尼特市政厅内的芬奇利选区计票中心。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僻静的房间内，屋里有一台电视，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在这里我可以迅速听到大选结果。罗杰·博登和我在一起，边看电视报道，边向我补充介绍早些时候总部从电话里传来的信息。我带着一台计数器，上面有基思·布里托为我准备的详细情况。最初的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已获胜，但其中也有令人沮丧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关于我们能取得多少个席位的预测数字开始逐步上升。当地市政会议员、我的选区主席和夫人、我的选举干事和其他一些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高兴。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过早露出兴奋心情：是为了谨慎小心，或者是出于迷信，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会比较容易对付坏消息。然而，到最后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就在我走出房间，听到我自己选区的计票结果时，谁都清楚，我们将组织下届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况现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计票中心支持者的热烈欢迎，访问总部，与家人短暂相聚的温暖和慰藉。关于当天下午前往白金汉官接受女王组织政府的授权，以及随后到唐宁街就职的情况，我已在其他地方记述。

如此规模的胜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这不仅表明我们赢得了一场选举，也表明我们得到了进行改革的新的授权。正如选举学家和评论家们在仔细研究选举结果后所说的，保守党的胜利模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