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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庙的偏房里，关公就在正堂里。丁庄人想发财都到正堂去上香，上了几十年，末了还是卖血挣了钱，也就扒了庙。不信关公了，信着卖血了。

信着卖血了，也就盖了这所新学校。

盖了新学校，爷爷也就常住学校了。

十几亩的地，在平原的旷野上，垒了红砖花围墙，在面东最上的地方盖了两层楼，楼窗上装了大玻璃，门口写了“一、一班”，“二、一班”，“五、一班”的木牌子，校院里竖了一个篮球架，大门口的铁门边上挂了“丁庄小学”的木牌子，这也就是着学校了。学校里除了爷，还有数学和文体老师两个人。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外庄人，一听说丁庄有了热病就不来教书了。

再也不来了。

死也不来了。

学校里，就只剩着我爷一个了，守着学校的门窗、玻璃、桌椅和黑板，守着丁庄和平原上热病满地的苦日子。

学校里，到现在都还有新砖新瓦的硫磺味。在这秋深的半夜间，硫磺味比庄里的新街还要浓。爷爷每次一闻到学校新砖新瓦的硫磺味，他心里的燥就会静下来，就会想起许多的事。这时候，黄昏过去了，平原上的静，川流不息的静，把学校包围着，像雾从学校漫了过去样。爷坐在校园中间球架的底座上，仰头望着天，让秋夜的潮气从他脸上滑过去。他有些饿，去沩县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因为饿，心里有些慌。因为慌，心里便如绳子勒着样。细绳子，每勒着疼一下，他的肩膀就跟着抖上一阵儿。

这一抖，他就又想起了那年春天的事。

那年春天的事，像草绿树发样铺展到了爷面前；明明白白着，像月光一样铺在他的面前了。

爷便看见了那年春天的事，明明白白着。

刮了风，树叶摆呀摆，肩靠肩地摆。这一摆，那年的春天就来了。县里的教育局长也来了，领了两个县干部，来庄上动员卖血的事。是仲春，庄里屯着很多春天的暖和爽，街上的清香扑鼻子。教育局长就在这香里，去找了村长李三仁，说了上边要组织百姓大卖血的事。

李三仁便惊着张大了嘴，说：“天呀，你让卖血呀！”

张大了嘴：“老天爷，让百姓卖血呀！”

李三仁不去开会动员丁庄人，三天后教育局长又来了，又让他组织丁庄去卖血，他便不说话，只蹲在地上抽着烟。

又半月，教育局长又来了，找着李三仁，不再动员他去组织丁庄卖血的事。不再动员他，却把他的村长给撤了。

把他当了四十年的村长给撤了。

开会宣布一下就撤了。

撤了后，李三仁还是张大着嘴，半天没有说出话。就在那会上，教育局长亲自动员丁庄卖血了，他在庄民会上说了很多话。说了前，说了后，说了发展血浆经济，力图民富国强的话，最后在那会上盯着庄民们唤：“我说的你们听见没？算我求了你们丁庄人，求你们说句话，不能我在这讲了大半天，你们的耳朵都忘在家里床上啦！”

他唤着，吓飞的鸡，离开会场老远咕咕咕地叫。惊吓了的狗，从主人身边站起来，对着局长汪汪地怒。狗的怒，又把主人吓坏了，照着狗的肚上猛一脚，骂：“叫！叫！谁你都敢叫，谁你都敢叫呀！”

末了后，那狗叽叽地叫着跑走了。

末了后，教育局长把手里的文件扔在了桌面上，泄气地坐下来。坐一会他就去学校找着我爷了。

在学校，我爷不是老师。可我爷算老师。最老的老师了。小时候，他能念《三字经》，会背《百家姓》，还能计算《万年历》上的生辰和八字。解放后，上边要求庄庄要有扫盲班，丁庄就在庄南关帝庙中办了小学校，我爷就去关帝庙里当先生，先教学生们去读《百家姓》，后教学生们在地上用木棍学写《三字经》，再后来，上边派来了专门教书的先生了，就把柳庄、黄水、李二庄的学生都集中到丁庄的关帝庙，由那老师开始去教“上中下，左中右”，和“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还有“一行大雁往南飞”。我爷不再教书后，就在学校打着杂。敲着钟。管庙里的东西不让别人偷。

这一管，就是几十年，老师的报酬是工资，我爷的报酬是厕所里的屎和尿。那屎那尿都归着我爷家里种的地，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了几十年，庄里都把我爷当成老师了，学校发工资不把我爷当成老师看，可缺着老师了，要有人顶缺上课了，也都把我爷当成老师了。

爷不是老师。爷也算老师。上边的教育局长到学校去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