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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总是秘密工作，这“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一个公开机关。过去讲“合法斗争”、“非法斗争”，说来说去都是国民党的法，从现在起，共产党自己的共和国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也要公开合法执政了。

当时，新政权面对的主要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党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红军五师特派员陈复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红军卫生学校的特派员主任肖赤，就制止了校长陈义厚组织的逃跑行动。①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国家政治保卫局（2）

无论规模还是权力，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大大超出周恩来创建的“特科”。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与权限，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照搬苏联。非但主要干部经过苏联培训，就连那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产生，也有自己的前史。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历来就有执行类似功能的机关，元朝的“兵马司”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局。不过，中共当年，可不打算承继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共保卫机关的设立，显然来自苏联革命经验的启示。1927年8月1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发起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与起义军指挥部之下设政治保卫处，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任处长。12月11日，中共发起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委员会。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7月10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政治部内设立保卫科。4月15日，赣南第一个县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下设肃反委员会和裁判部。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成员只有五人。不久，邓发接替王稼祥任处长。这个中央政治保卫处，在当年11月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第一届全苏大会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是邓发。邓发出身工人，当过公安局的勤务，“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游行，1922年省港罢工中任工人纠察队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任五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邓发到香港建立特科组织，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1年进入江西苏区，任闽粤赣特委书记。曾去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的邓发，8月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央保卫处处长，11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先后担任部长的有：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