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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是我中专时的同学，属于递签证申请比较早的那一拨里面之一。家里没砸锅更没卖铁，父亲蹬三轮，妈妈是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为了孩子的将来只好借外债送她出去。在烤肉馆里和硕果仅存的几个同学聚了一下，再见她时就在去北京的火车外面了。月台上，她和父母亲哭得一塌糊涂，但我仍能看出她内心中难掩的喜悦，但流眼泪这一仪式是万万不能少的，总不能光荣的成为留学生却背个不重亲情的恶名吧？

送她到火车站的人群中除了各种各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以外，还有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临上火车前，她和我们做最后的道别，最最后和我郑重地说：“爱尔兰见吧。”虽然她哭肿的眼晴里布满红血丝，却依然熠熠放光，我感觉她仿佛看着迎面的不是我，而是在爱尔兰的美好留学生活。用“身未动，心已远。”形容最恰当不过。

听到她说爱尔兰见，我茫然的回应：“爱尔兰见。”语气中尽量充满坚定，可效果差强人意，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在爱尔兰见得上。不敢想“拒签”二字，残酷得无法让人承受。我突然间想抢走她的护照和签证，把将要出国的人变成自己。随即并没因这个想法而产生罪恶感，反倒觉得她是女的，我是男的，这事儿不能成。

她走后，我望着渐渐加速的火车，想罗莎在路上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大概是在做那些到北京转国际航班的心理准备吧。再看这火车，已经跑得不知道有多远，只留下一个点状的屁股在我视线里，不知道将来这辆火车是否也能把我送到北京，再坐上去爱尔兰的飞机，心里怅然若失，有种被人遗落身后的感觉。

这天下午，阳光依旧懒洋洋的隔着窗射进避风塘，让里面的懒人更懒。不是周末，人也不少，却也不多。

我把同学罗莎签证下来的消息公布出来，随即有人问道：“什么时候递的申请？”

“四月份吧。”我说。

那人掐指一算，“七个多月。你看飞世多能骗人。”

我知道其实这不是飞世的原因，大使馆负责签证又不是飞世，中介公司只负责拉线接洽的活儿，和媒婆干的事差不多。签证下不来，中介公司也急，急着收不到钱。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联系大使馆查自己签证的进展，只能归罪于中介。

几个人闹闹哄哄的发了一通牢骚，大爽再次提议，“去飞世闹，一闹他们就怕，肯定优先签证。”他拿出动迁户对待开发公司那一套，唉，生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长在九十年代动迁拆房，“闹”也算家庭和社会对我们的杰出教育成果之一了。

我虽然找不出之间的连带关系，却又没更高级的想法提出来，只好盲目的随大流，高举造反的旗帜大喊口号。

几人说闹就要动身，嘉佳个头小，长得全是心眼儿，忙说：“走了再回来还要交十五元。”她说到钱的量词从不用口语化的“块”，尽是书面用语“元”。

领头的大爽一听，觉得有理，几个人又纷纷把家当放下，胀着气憋着劲想把十五块钱吃喝够本再去飞世闹。整个一下午大家少言寡语，正是暴风雨前的寂静，飞世要倒霉了。

时钟的指针好不容易磨蹭到五点整，七个人恶狼一般，迫不及待的冲出避风塘，杀气腾腾的奔向飞世公司。　。　想看书来

１４、在中介公司造反（下）

这次连跑带走，五六分钟的光景就都上了电梯。东北的企业上班早，下班却不早，通常是早八晚五，此时正是下班高峰。飞世的员工已经飞走一大半，只剩几个腿脚慢的倒霉蛋。见到一个，不认识，又见一个，不熟悉。闹也要找搭得上边的人才闹得起来，不熟识的人反而闹不起来，弄不好到最后客客气气的被人给张名片送客出门。再见到一个，好！这个大家都认识，是张鹤。

我一见是她，心里“咯噔”一声。马上想到之前她建议我喝绿豆汤除痱子，人家好心帮助过我，现在却来发难于她，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又想到之前跟她说家里没钱的酸相，人又矮了大半截儿。何况她还有不愿提钱的清纯品质，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和她闹。再看她的眼睛，粉红粉红的像两粒刚成熟的桃子，大概刚刚哭过，多可怜，怎么能忍心这样伤害她？

原来走在队伍中间的我，稍向后撤了几步，渐渐躲在后面，表情木然的望过去，像在大街上看与己无关的交通事故一般。

大爽领衔主闹，呜哩哇啦狂喷一通，大致意思是说飞世关于签证的承诺像放屁一样，别的话也不可信，像老子定义儿子为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