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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浅浅的啜了一口酒，悠然长叹。

临安陷落，太皇太后携幼帝出降，被元鞑子押往大都；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即皇帝位，张世杰、陈宜中又文武不合，益王生母杨淑妃之弟杨亮节以外戚当权，排斥亲贵，父王与他处处抵牾，小朝廷外患未去，内忧又生。

国事如此，怎不叫人忧心忡忡呢？

他们并不知道，历史在这个拐点上和炎黄子孙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蒙古帝国的大汗与中原皇帝不同，是不能父子相传私相授受的，按照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令》，大汗死后，必须由各系宗王在斡难河畔召开库里台大会，共同推举新的大汗。

与汉人的嫡长子继承相反，推选新的大汗，原则上实行蒙古传统的幼子继承制。比如成吉思汗死后，就把自己的兀鲁斯（直属封地）给了四子拖雷。

但成吉思汗铁木真出于种种考虑，最终让第三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因为这个决定违反了蒙古传统，在铁木真死后，各宗王在库里台大会上争吵了整整两年，才最终确定了窝阔台的汗位。

窝阔台因为酗酒而突然暴毙，他的儿子贵由，仅仅做了两年大汗就去世了。在接下来的汗位争夺中，拖雷的儿子蒙哥获得了实力上的优势，而后他以维护蒙古传统的幼子继承制为理由，在库里台大会上说服各宗王把汗位传给铁木真幼子拖雷的子孙，也就是他自己的手里。

蒙哥的理由是一把双刃剑。

诚然，按照幼子继承制，成吉思汗的汗位应由拖雷的后人继承；但是拖雷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蒙哥、二子忽必烈、三子旭烈兀、四子阿里不哥，拖雷已经去世，则汗位不属于蒙哥，而应该属于幼子阿里不哥！

蒙哥在位期间，阿里不哥出于种种考虑隐忍不发，但在长兄死于宋朝的钓鱼城下之后，他觉得机会来了。

阿里不哥在哈喇和林召开了库里台，蒙古和中亚绝大多数的宗王拥立他为大汗。但忽必烈利用中原汉地的人力物力优势，在内战中击败了阿里不哥，登上大汗的宝座。

忽必烈无视库里台的决定，他的行为严重挑战了蒙古传统，中亚、蒙古几乎所有的宗王都反对他。再加上他入主中原以后，部分实行汉人的制度，更加招来了那些坚持游牧传统的王公们的嫉恨。

阿里不哥失败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又接过了维护蒙古传统的大旗，他认为汗位应由窝阔台的子孙继承，于是再一次召开了库里台。

西域和蒙古本土的王公们对忽必烈违反传统的行为深恶痛绝，几乎一致的支持海都。

“呜－呜——”苍凉的牛角号声响彻蒙古高原，在西到撒马尔罕、南到玉龙杰赤、北到也迷里、东到不儿罕山的广大地域里，一支又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各宗王的苏录定战旗下集合起来。

黄沙漫漫、铁蹄隆隆，铺天盖地的铁骑洪流，无数锋锐的箭头闪着寒光，指向哈喇和林，指向应昌府，指向忽必烈所在的大都！

时值西元1276年，大宋景炎元年，大元至元十三年。各宗王数十万大军的铁蹄下，北方的大地在颤抖，汗八里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垣，也变得摇摇欲坠。

事实上，就是现在，1276年的九月，忽必烈手中最锋利的一柄战刀，攻伐宋朝的最高统帅伯颜丞相，已经率领攻宋军队中的蒙古精兵，急如星火的北上救驾。

如果襄樊能够多守一年，如果鄂州能够多守一年，如果长江防线能够多守一年，不，哪怕是半年，整个中国的历史将会变得完全不同。

可惜，贾似道、留梦炎、范文虎……一干无耻汉奸，让南宋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让千万同胞走向了屠刀之下。

仅仅差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南宋没能撑过历史的拐点。

国土沦丧十之八九，临安朝廷投降，福州小朝廷僻处一隅之地，政令几乎不能出福建，兵不过数万，将不过十员，还要倾轧内斗，这时局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眼见是个国破家亡的局面，玉清和孙孝祖的谈话，渐渐转到了一百五十年前，靖康之变时那群龙子凤孙的遭遇。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徽钦二帝为苟全性命，答应向金军献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后来金银不足就以妇女冲抵，“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出自《南征录汇》）。

昔日的公主、皇妃被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