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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的形象很不一样：他说话声音很低，待人彬彬有礼。人家不请坐，他从不坐下。偶尔在街上碰到菲利普时，他总是一本正经地摘下帽子。他不曾笑出声，甚至也不曾有笑容，假如有比菲利普更完美的想象力，那么，就会想象杜克罗兹当年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因为，他在1848年想必已进入成年时期。那年头，国王们对法国兄弟的下场记忆犹新，诚惶诚恐地四处奔走。也许，席卷欧洲的那股渴望自由的热浪，正荡涤着它面前的诸如专制主义和暴政这些1789年革命以后重新抬头的反动逆流，在每个人的胸中燃起更炽热的火焰。可以想象他热心追求人类平等和人权理论，讨论着、争辩着在巴黎的街垒后面战斗，在米兰的奥地利骑兵队前面驰骋。到处遭到监禁和放逐。他所期望和坚持的也还是那似乎具有魔力的两字：自由。直到最后，饥寒交迫，年老多病，再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好教书，在穷学生身上挣几个钱。他发现自己在这座表面整洁的小城镇里遭受独裁专制暴政的蹂躏，比欧洲任何城市都厉害。也许，他的沉默寡言，正掩盖自己对人类的轻蔑，人类已经抛弃了他年轻时所追求的伟大抱负，如今他沉迷于懒散舒适，生活庸庸碌碌，苟且偷生。或者，30年的革命使他懂得人是不配享有自由的。他想，他已花费了一生去追求毫无价值的自由。或许，他已精疲力竭，只是默默地等待死亡的超脱。

①加里波的：（1807—1888）意大利爱国者，将军。

一天，菲利普出于年幼无知问他过去和加里波的在一起的事是否属实。这位老人对这问题似乎不太重视，只是慢条斯理地回答，声音像往常一样低。

“是的，先生。”

“他们说你参加过巴黎公社。”

“是吗？我们开始上课好吗？”

他把书打开。菲利普被吓住了，开始翻译他预备好的那篇文章。

一天，杜克罗兹先生好像病得很厉害的样子，费了好大的劲才登完那么多级的楼梯，他一进菲利普的房里，一屁股坐下，想歇口气。淡黄色的脸扭曲着，额头上沁出了豆粒般的汗珠。

“恐怕你病了吧？”菲利普说。

“没关系。”

可是，菲利普看到他忍受着病痛，那一节课快结束时，菲利普问他是否待身体好些再上。

“不，”老头以平稳低沉的声音说，“我能坚持，我愿意继续教下去。”

当不得不涉及钱的问题时，菲利普总有一种病态的神经质，这时他满脸飞红。

“但是这对你毫无影响，”菲利普说，“假如你不介意，我就先把下星期的钱付给你。我会照样付钱的。”

杜克罗兹先生的课每小时收费18便士。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十马克的硬币，羞怯地放在桌上。他不能把他当作乞丐似地将钱塞给他呀。

“这样的话，那我就等身体好些再来。”他拿起硬币，像往常一样，只向菲利普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走出去了。

“日安！先生。”

菲利普有点失望。他本以为自己如此慷慨解囊，杜克罗兹先生定会对他千恩万谢，感激不尽。老头接受这笔赠金。好像是应得的报酬似的，菲利普感到吃惊，他太年轻了，还不理解施惠者比受惠者更觉得欠了人情，五六天后，杜克罗兹先生又来了。他的步履更加蹒跚了，身体很虚弱，但好像已挺过了病魔的最严重时刻。他还是像先前那样沉默寡言，依然那么神秘、冷漠、邋遢，直到下课了，他才提到自己生病的事。然后当他一手拉开门，正要离开时，突然停下来。他犹豫着，好像话很难说出口似的。

“要不是你给我那些钱，我就得挨饿。我全靠这些钱过日子。”

他庄重而谄媚地鞠了一躬，走了出去。菲利普感到喉头一阵哽咽，仿佛多少懂得这位老人在绝望中痛苦挣扎。与自己愉快的生活相比，这位老人是多么艰难。

ⅩⅩⅥ 菲利普已经在海德堡住了3个月。一天早晨，教授夫人对他说有一位名叫海沃德的英国人要来这儿住。当天晚上吃饭时，他见到一张陌生的面孔。一连好几天，全家都沉浸在激动的气氛中。首先，天晓得是靠什么花招，是靠低三下四的恳求呢，或者凭未明说的威胁，和特克拉小组定婚的英国年轻人的双亲邀请她去英国看望他们。她动身时，带上一些水彩画，以显示自己的多才多艺。同时，还带了一大札书信以证明这位年轻人已经做出了多少有损于自己的名誉的事。一星期以后，赫德威格小姐满面春风地宣布：她所深爱的骑兵中尉和他的父母快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