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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庆幸自己没有犯这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否则，不仅把苦心经营的“超前”成果全给“冲零”复位了，还可能影响女儿申请著名大学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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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不拔苗（1）

帮孩子“助长”是应该的，只是，不应该“拔苗”。在“助长”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生理、心理和体力上的承受能力。对于年幼的孩子，理当让他在主动的环境下自主地学习，而不是在无法自我掌握的过大的外界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拔擢。

美国小学数学的教学进度十分缓慢，打从女儿可以独立阅读开始，我就陆续买了一些数学参考书给她，到了三年级，已做了几本几百页共计几千道数学题。那些练习题，她已练到不费劲就能解出来。对此，我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感觉。中国孩子，数学不好还算个啥？搞题海战术是祖传，从小重复性地训练，什么题型都做过了，能不熟练吗？没啥了不起。

我准备给她更大的挑战，打算在三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送她“上大学”。那年，她不到9岁。

我有位朋友，当时在数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的一位美国同学，那个夏天执教一门“大学代数”，我们讲好让女儿在他班上听课，所有进度都和大学生一样，一起上课，一样按教学进度交作业、参加考试。

我与女儿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谈论学校里发生的种种小事，但是，学习上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某一道题怎么解等，一般是不讨论的。我总是让她自己找答案，通过仔细研究书上的例题，再进一步独立思考，就能够举一反三，大大提高她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送她到教室，确实引起了一片轰动，我也很有面子。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

矮小细瘦的东方女孩，背个大书包，来到一个挤满比她高两个头的美国大学生的教室里。中国人数学好，这在美国是人尽皆知的，但是，教室里来了这么小的一个“天才”，想必还是让很多人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些天，女儿在教室里接受了许多奇异、钦佩的眼光，她一定很得意，我当然也是啦。

后来，看到她写的这一笔记，让我读来至今仍感不安。

爸爸为了使我强过其他孩子，总是让我超前学习。在上小学的时候，要我一本一本地做中学的数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古典小说。这是他让我远远超过同龄孩子的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

东部长途旅行回来之后，他设计精明的想法浮出了水面。他和数学系的朋友李先生商量，让我到A&M大学去上数学课。我也希望自己能多学点数学。

我要上的是大学代数，作为一个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代数对我是个新课题。第一天上课，我心情不安地来到前一天爸爸预先带我来看过的那座楼。当我上楼的时候，很多人向我行注目礼。我挺不自在地走进教室，拘谨地坐在一张课桌前。虽然我努力装作十分自信的样子，但实际上很害怕。真不知道我怎么可能坐到这个全是大学生的教室里，这些大学生至少都比我大10岁。他们对我轻蔑的注视让我害怕。最后，终于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对我微笑。

没过多久，老师来了，他认出了我，并且对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我都不敢对他报以微笑。

一开始上课，他就让我们跳过书的头几页。除了我以外，其他人跟上他的进度看起来没有问题，然而，我却大有困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老师对全班都是二三年级小学生的慢速清晰的讲解。我真不敢相信老师讲得那么快，就像复习一样。而且这个班很大，不像我所习惯的小学的小班。这种种状况进一步困扰着我，让我更加难以集中精力于课堂上的内容。

上完第一节课，我走出教室，几位大学生陪着我一起走，两女一男忍不住和我讲起话来。他们出于好奇心，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几岁啦，为什么要来这儿上课啦，等等。我腼腆地一一回答，然后赶快溜走。

我们上课的楼和我爸爸上班的办公楼只隔几个路口，我紧走着朝他的办公楼而去，冲进他的办公室。看出来我有点害怕，他只不过笑笑，并不了解我刚才的苦境。他不顾我要打退堂鼓的想法，要我继续跟班学下去。

拉着我的手，他把我带到了大学的图书馆。图书馆就在他的办公楼后面。进到图书馆四楼，他为我挑了一张小书桌，安排我在那儿看书做作业，接着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努力把精力集中在我眼前的这本大厚书上，但是，精神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环顾四周，五六个大学生埋头看书写作，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