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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凶险的人民法庭设立得更早的是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别法庭），它从普通法院那里接管了政治罪行的案件）或者如1933年3　月21日设立这种新法庭的法律所说的“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案件。特别法庭由3　个法官组成，他们必须是可靠的党员，而没有陪审团。纳粹检察官有权选择把这种案件提交到普通法院去审还是提交到特别法庭去审，而他总是选择后者，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法庭的辩护律师，像人民法庭的辩护律师一样，得由纳粹党官员认可。有时候即使他们已得到认可，他们的下场仍然很不幸。例如，胆敢代表在血腥清洗中被杀害的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克劳斯纳博士的寡妇控告国家对她造成损害的律师们，结果被送到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去，一直关在那里，直到他们把控诉正式＇270＇　撤消时才放出来。

希特勒有权使刑事诉讼程序中止进行，有一个时期戈林也有权这样做。

在纽伦堡文件中发现有一个案件，是司法部长竭力主张对一个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和一批冲锋队员提出控告，因为他认为已有证据清楚地证明他们犯了对一个集中营的被拘禁者进行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的罪行。他把证据送交给希特勒，元首却命令停止起诉。戈林在开头也有这种权力。

1934年4　月，他曾制止了一件控告一个著名企业家的刑事诉讼。后来很快就传出来，这个被告送了戈林约300　万马克。当时在柏林很著名的律师格哈德·Ｆ·克拉麦后来说：“不能确定是戈林讹诈了这位实业家呢，还是这位实业家贿赂了这位普鲁士总理。”而已经确定的是戈林使这个案件作罢了。

另一方面，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受权对他认为被判处得大轻的被告采取“无情的措施”。法院对犯有攻击党、元首或者国家的罪行的人的各种审判都列成一份记录呈交给赫斯，他如果认为惩处得太轻就可以采取“无情的”措施。这通常是把受难者送到集中营去或者把他杀害。

有时候，必须说，特别法庭的法官确是表现出一种独立精神，甚至忠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赫斯，或者是秘密警察，就来插手了。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涅穆勒牧师被特别法庭开脱了他的主要罪名而只判处了短期监禁，而他在等候审讯时期已服满了这段短期徒刑，因此本来就可以回家了，秘密警察却在他离开法庭时把他架走而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去。

因为秘密警察，像希特勒一样，就是法律。它原来是戈林在1933年4　月26日为普鲁士邦设立的，以代替普鲁士邦原来的政治警察ＩＡ处。他起初打算只把它称为秘密警察处（Ｇｅｈｅｉｒｎｅｓ　Ｐｏｌｉｚｅｉ　Ａｍｔ），但是这个名称的德文字首缩写ＧＰＡ发音跟俄文的ＣＰＵ太相似了。一个不出名的邮局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机构设计一种免费递送的邮票图样，他提议把它叫做Ｇｅｈｅｉｍｅ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ｚｅｉ，即“秘密国家警察”，简称ＧＥＳＴＡＰＯ，从而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先是在德国后来又在国外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

在开始时，秘密警察实际上还只不过是戈林用来逮捕和杀害反对政权者的一个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1934年4　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脑后，秘密警察才开始作为党卫队的一支力量而扩展起来。在这个态度温和然而具有虐待狂的养鸡＇271＇　农民出身的新首脑以及在党卫队保安处（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ｄｉｅｎｓｔ）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的青年人的天才领导下，它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早在1935年，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就在纳粹党的压力下裁决，秘密警察的命令和行动不必经司法复审。政府在1936年2　月10日颁布的秘密警察根本法把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放在法律之上。法院绝对不得干涉它的活动。正如希姆莱在秘密警察中的得力助手之一瓦尔纳·贝斯特博士所解释的，“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导上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任意逮捕和把受难者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做法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名字就是Ｓｃｈｕｔｚｂａｆｔ（“保护性看管”），所根据的是1933年2　月28日的法律。我们前已谈到，这个法律停止实行宪法中保证公民自由的条款。但是这里的保护性看管并不是像在较为文明的国家里那样保护一个人使他不受到可能的伤害。它是用把他关在铁丝网后面的办法来处罚他。

在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第一批集中营就像雨后春笋似地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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