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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　日，一切作罢。”由于秋季多雨，进攻必须立即开始，否则就得完全取消。

8　月31日一早，希特勒还在声称他正在等着波兰的谈判使节的来到，而德国军队就已经接到了命令。上午6　点30分，哈尔德写道：“帝国总理府的消息，进攻令已下，定于9　月1　日。”那天上午11点30分，他又记道：“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进攻时间定在0445＇　清晨4　点45分＇。据说西方干涉将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元首仍然决意进攻。”1　小时以后，正式的第一号指令就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天柏林笼罩在一种阴暗而凄惨的气氛中。每个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上午7　点25分，威兹萨克给“密谋分子”之一乌里希·冯·哈塞尔去了一个电话，要他赶快来见他。这位国务秘书认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就是由汉德逊去说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个全权代表，或者至少是声明打算派遣这样一个代表来。他问解职在野的哈塞尔能不能为此目的马上去拜访一趟他的朋友汉德逊和戈林。哈塞尔去尝试了一下。他到汉德逊那里跑了两次，还去找了一趟戈林。尽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现在又是个反纳粹分子，可是他却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没有认清他自己以及威兹萨克和所有那些“好心的”德国人思想糊涂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德国人要和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要的是建立在德国条件上的和平。因为，到了8　月31日这一天，他们应该已经看清楚，要么希特勒让步，要么波兰人让步，否则就只有战争，可是不论哪一方都丝毫没有让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尔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表明的，他还在期望波兰人会让步，期望他们会步奥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后尘，走上那条国破家亡的道路。

汉德逊向哈塞尔指出，“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德国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们想要“对待傻孩子”那样地把波兰人呼来喝去。哈塞尔竟反驳说：“波兰人一味沉默也不见得就对。”他还表示“一切都取决于利普斯基的出场——不是来提问题，而是宣布他愿意谈判”。可见就连哈塞尔也认为，波兰人虽然岌岌可危地即将在纳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进攻，但也没有提问题的权利。当这位前任大使就战争爆发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时，他一方面责备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有意冒同西方作战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把许多责任推在波兰人甚至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身上。“从波兰人这方面来说，”他写道，“他们既有波兰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气，仗恃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把避免战争的最后机＇592＇　会全都错过了。”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们还错过了什么机会？哈塞尔还说：“伦敦政府……在这最后的时刻放弃了努力，而采取一种‘管他娘’的态度。法国亦步亦趋，只不过更加犹豫迟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如果像哈塞尔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学问、有经验的外交家在思想上还如此糊涂，那么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欺骗了德国人民群众又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将消逝的下午，还发生了一个有点滑稽的插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根据那天的决定，空军司令戈林要执行次日黎明即将对波兰展开的大规模空袭的任务，这位元帅想必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事实却不然。中午达勒鲁斯把他邀到爱思普兰德饭店去吃饭，用美酒佳肴殷勤地向他劝杯敬菜。达勒鲁斯请他喝的白兰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临走时还非带走两瓶不可。提起了他的兴致之后，达勒鲁斯就建议他把汉德逊请来谈谈。戈林在请示了希特勒以后，便邀请汉德逊和福比斯下午5　点到他的寓所去喝茶。达勒鲁斯＇　汉德逊在他的《最后的报告》或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有这个人在场＇　说，他当时建议由戈林代表德国到荷兰去和波兰代表举行谈判，汉德逊应允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伦敦。据这位英国大使在他那《最后的报告》中的叙述，在这次茶会中，戈林“谈了两小时波兰的罪状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国友好的愿望。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谈话……我的总印象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想使英国抛弃波兰……他在这样的时刻竟肯让我占据他这么多的时间，对此我当时有一种非常不妙的预感……如果不是事无大小，一切都安排停当了，他决不会在这种时候还有时间来陪我谈话的”。

关于这次奇特的茶会，福比斯在纽伦堡回答戈林的辩护律师的询问时，作了第三方面的、同时也是最辛辣的一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