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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

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

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

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第十八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常常出门。

我曾经告诉过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认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备极钦仰。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非议。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

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