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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
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
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
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
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
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
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
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
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
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
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
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
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
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
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
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
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
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
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
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
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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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
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
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
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
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
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
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
他:“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
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
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
好耸耸肩说:“等着瞧罢!”
① 华盛倾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
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