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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叛变。但从当地人和海军人员的态度来看，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会晤了一些部长及一些地方官员并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蒋写道：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国民党的一些较为婉转的有关苏联的参考资料也未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体制的看法。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蒋失望和不满。蒋试图与苏联解决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外蒙古问题。在头一年元月份的《孙越公报》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无意继续奉行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无意使它脱离中国”。

但是，只要蒋介石一提起这个问题，苏联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事实上，正是在苏俄当局的策划下，于1919年7月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会放弃对它的控制。

蒋介石希望列宁能会见他，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此时已处于昏迷状态，蒋介石与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尤其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了几次长谈。

使蒋介石吃惊的是，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敬重孙中山，而且最真诚与国民党合作的多是犹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说，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联将给予全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请蒋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列宁的病情日益恶化，蒋注意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内派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已日趋显著（蒋介石当时似乎没见过斯大林）。

使蒋介石担忧的是，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蒋认为，一旦苏联政权得以巩固，它就会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1924年3月14日，他从奉化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他的信和报告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下，丝毫没有产生作用。

当蒋介石不在广州时，鲍罗廷正好到来，在廖仲恺的建议下，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孙中山看来完全被鲍罗廷的个人风度和性格迷住了。

鲍罗廷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和革命冒险家。他幼年时被送往美国，在那儿接受教育。后来他在芝加哥开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共产国际先后派他去过墨西哥、苏格兰（在这里被驱逐过）和土耳其。

鲍罗廷来到广州时，还带了一封苏联的信函，宣布放弃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

鲍罗廷很快赢得国民党领导人的信任，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风度、他的真诚，而且是由于他的个人信念及对三民主义的完全支持。

蒋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广州。他回到中国后，先回了溪口。孙中山再次对蒋的目无纪律感到不满。1923年12月24日他发了封电报给蒋，说他此行苏联责任重大，应速回广东报告旅苏情况，详细制定中苏合作计划。他还写到，我们尊重你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和你的建议，我们想与你商讨此事。

蒋介石不甚情愿地中断了他的个人安排，回到了广州。他向孙中山解释说，在他去苏联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他失望了。从短期利益来看，“联俄容共”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