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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海、北京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有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经过国内党员的组织和联系，旅日、旅欧共产党组织也先后成立。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离京返俄之前，曾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兰。1927年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杀害。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他同先期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他在4月动身来华前，同时接受了工会国际（1921年7月3日正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的任务，负责在中共一大上介绍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一起，与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

李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写信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上海来信到北京时，正值北京大学暑假期间。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党员们分别担任了补习班的教学任务，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他们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

据刘仁静回忆：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小组中，除了李大钊外，张国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北京小组的组织活动一般习惯于不惊动李大钊，所以张国焘就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再者，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作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在选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罗章龙都曾是候选人。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而罗章龙正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所以他们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最后，确定刘仁静作为第二位代表。

按说李大钊最有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但他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斗争任务，这就是从3月开始的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进行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先后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代表联席会的新闻股干事、索薪刊物《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负责召集各校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并筹划一切。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的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索薪斗争至6月中旬结束后，又值学年终结，李大钊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很难抽身去上海。

从两位代表产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看出：

（一）　虽然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还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二）　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