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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绥远的抗日将领傅作义，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那以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１２月２４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了，二人才没有见面。

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掌管晋、绥两省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年，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一会儿与日本人勾搭，一会儿拥蒋反共；一会儿表面服从蒋介石，暗中却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甚至与共产党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彭雪枫、薄一波等在此期间都曾在山西工作过，并与阎锡山有过一些接触。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却变了脸，连呼“惊痛”，一片责难之声，如在复电中说：“……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后来，根据孔祥熙的请求，拟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去西安，以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的争端，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并对部下说：“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是不必要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他对我们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他给我们的电报还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里的报纸上，向南京政府讨好，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特殊情况，最初不敢公开表态，等看到事变将会和平解决时，才发了通电，如宋、韩１２月２３日在向全国发出的联名通电中，就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认为盛世才一定会发通电支持张、杨的。他在当时有表示赞同之意，只是由于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英、美、德、意、日等国都跟着指责张学良；有的是因情况不明，有的是别有用心），对张学良有所指责，他才又改变了态度。对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急转，周春晖有如下评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语）：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

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⒀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盛世才其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变时的反复，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他后来的所谓“上当”、“冲动”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判断是非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这与有的把革命说成“反动”、把抗拒说成“正气”，以及硬把义举说成“叛乱”、“劫持统帅”之类的言论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在那时，在群众中对一些问罪的认识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