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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严重吧，在多伦多不也一样，拧开电视，每天都可以看到凶杀、暴力和抢劫。只要一关电门，一切都消失了，窗外是一片宁静，人们该干嘛就干嘛。”我说。社会治安是世界问题，有什么必要非要强调中国呢。

人就是这样，远距离的时候，多一般的姑娘只要年轻都是美人。一走得近了，多俊的姑娘脸上也看得见雀斑和麻点。刚刚去过的英雄剧场，二十年前那副德性，现在不也变得跟十###的大姑娘似的吗？

“高歌同志，随遇而安吧。你在加拿大已经没有生活基础了，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又从多伦多搬回北京。这种国际大搬家再来一次您就该散架了！”这是我给她的忠告。

多伦多的飞人（1）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这本是个该想家的日子，然而，看不见那红红的春联，听不见“噼啪”的爆竹声，春节在多伦多过到第六个年头就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没有区别了。要不是张太太打电话来，我们这些上班族几乎想不起来哪天是年三十。

张太太邀了一帮人去她家吃年夜饭，顺便摆了麻将桌打打牌。

张先生回国后没多久，原汁原味儿的秀水街就拆了。现代化的秀水街的建成意味着新一轮的“土改革命”。前后这么一折腾，张先生以前靠吃租子的地主生活就泡了汤。张先生干脆停了手，把本钱都扔进了生意中。谁想到随着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市场日渐繁荣，怪圈也出现了。人是越来越忙，利润却是越来越薄。张先生进入他的生意时很轻松，找了个项目，投了点本儿就进入了市场。进去了就像买股票被套住了一样，想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张先生去年忙活了一年，不但没赚，还亏损了不少，眼看着伤了元气，心里那个急呀，又不敢跟张太太说。

所谓的年夜饭，无非就是以张太太为主，各家为辅凑起来的一桌菜。张太太的红烧肉，李先生的凉拌粉丝……谁家的手艺如何这几年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吃得也有点不耐烦了。吃完了饭，张太太家有中文电视，自家没有的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转播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晚会在北京的时候只不过是年夜饭的背景音乐，在多伦多可就成了宝贝，不但要仔细地看，还要转录下来传给没有中文电视的朋友看。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张太太拉了两个人打麻将，三缺一，硬是拖了我去。

“你老公怎么今年没有回来？”对面一个和张太太年龄相仿的妇人问，那妇人也是一身的珠光宝气，脖子上的金项链粗壮而结实，身上喷了双倍的“第五大道”香水，不知道是想增加魅力还是在掩饰狐臭。

张太太介绍说那是东北来的刘太太，和她一样，在这里做留守太太，照顾儿子上学。张太太和刘太太是在美容院认识的，没事两个人就招呼人来打牌。

“忙呗，去年生意不好，想趁春节好好进贡一下客户，等进贡完了，又订不上飞机票了。”张太太熟练地洗着牌。

“依你们家的老底，就算什么都不干也够你们过了，干吗不关了过来过安稳的日子。”刘太太说。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你挣了一百万，你就想挣两百万，然后就是一千万，哪里有个够。其实呢，钱对于我们家老张早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了。可是当他累了，厌烦了，不愿干了，想收手？晚了！说是有一个大数字的资产在眼前晃悠，都是欠着的。唉！穷有穷的烦，富也有富的烦。”张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扔牌。

“是啊，我们家老刘也是这样。生意上只能咬着牙硬挺下去。”刘太太深有感触地说。

“我真是爱死麻将了，要没它在这里陪着我，我真他妈不在这里待了。”张太太做庄，扔出了个“发”，转头对我说：“我们比不了你，你有工作。你说我们真是没钱吧，也就出去打工了，餐馆洗碗一混就是一天。我们偏偏又有几个钱，抹不开面子去打工，总不能开着宝马车去餐馆洗碗吧？在家里待着真寂寞，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就是给孩子做饭。美容院和发廊都去腻了。想去做个义工吧，英文又不行。”

“还说呢，去年我们去CNE（国家博览会）做义工。人家派给我们最简单的活儿——在门口发地图。一个人问路，我们结结巴巴地告诉他‘Turn　right，Turn　right，Turn　right’（右转）。一会儿那个人连续三个右转后又转回来了。”刘太太一边说一边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