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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说看，叫我怎么办？”他重复着，眼睛显得深沉、睿智。

“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是怎么办的。Dans　le　doute，mon　cher，”他停了一下，“abstiens－toi．”②他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地说。

“好吧，再会，好朋友；记住，我诚心诚意要分担你的损失，我不是你的勋座，不是公爵，也不是总司令，我是你的父亲。你需要什么，就来找我。再见，亲爱的。”他又拥抱他，吻他。安德烈公爵还没走出门，库图佐夫就轻松地舒了口气，又捧起那本没有看完的让利斯夫人的小说《Les　chevaliers　du　Cygne》③。

①法语：不肯听这个，困难就在这里。

②法语：如果你犹豫不决，亲爱的，那你就先干别的。

③法语：《天鹅骑士》。

安德烈公爵怎么也说不清这种感觉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在同库图佐夫会见后回到团里，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和担此重任的人，他都放了心。他愈是看到在这个老人身上没有个人的东西，缺少分析事件和作出结论的才智，有的仿佛只是热情奔放的习惯和静观事件发展趋向的能力，他就愈加放心，觉得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他什么也不思考，什么也不着手做，”安德烈公爵想道，“可是他听取一切，记取一切，把一切都安排得合情合理，对有益的事情，他不妨碍；对有害的事情，他不纵容。他懂得，有一种东西比他的意志更强，更重要，——这就是事件的必然过程。他善于观察这些事件，善于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因而也善于放弃对这些事件的干预，放弃那本来另有所企的个人意志。最主要的，”安德烈公爵想道，“为什么信任他呢？因为他是俄国人，虽然他读让利斯夫人的小说和说法国谚语；也因为当他说：‘弄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他的声音颤抖了，当他说他逼得他们吃马肉的时候，他啜泣起来。”正是由于这种或多或少的、模模糊糊的感情，人民才称赞库图佐夫并有了一致的想法，违反宫廷的意思，选择了他当总司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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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离开莫斯科之后，莫斯科的生活仍旧回到以往的平淡之中，这样的生活是如此平凡，以致令人难以想起前些日子高涨的爱国热情，难以相信俄国的处境真的岌岌可危，难以相信英国俱乐部的会员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祖国儿女，唯一能令人记起国王在莫斯科期间那种普遍的爱国热忱的事情，就是关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这事儿一做起来，就附以法律和正式官方的文件，成为非做不可的了。

随着敌人逐渐的逼近，莫斯科人对自己处境的态度，正像那些眼见大祸临头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一样，不但没有变得更严肃，反而更轻率了。在危险迫近时，人的灵魂里常有两种同样有力的声音：一种声音很理智地叫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摆脱危险的办法，另一种声音更理智地说，既然预见一切和躲避事件的必然发展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又何必自寻烦恼去考虑危险呢？最好在苦难未到之前不去想它，只想些愉快的事。一个人独处时，多半是听从第一种声音的，但在大众生活中就相反地听从第二种声音了。现在莫斯科居民正是这样。莫斯科很久以来都没有像这一年这样快乐了。

拉斯托普钦散发了一种传单，上面画着一家酒馆、一个酒保、一个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什卡·奇吉林（这个奇吉林曾当过后备兵，他多喝了几杯；听说波拿巴要攻打莫斯科，就火冒三丈，用脏话痛骂所有的法国佬。他走出酒馆，在鹰形招牌下面，对聚在那儿的民众讲起话来，），这张传单如同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①的限韵诗被人们诵读与讨论。

在俱乐部拐角的一幢屋子里，人们聚在一起读传单，有些人喜欢卡尔普什卡对法国人的讥笑，他们说：法国佬被大白菜催肥了，被菜汤撑死了，肚子也被稀饭撑破了，他们全是一些小矮人，有个农妇用干草叉一下子叉起三个扔了出去。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调子，说这未免太庸俗、太愚蠢了。他们说，拉斯托普钦把所有法国人甚至其他外国人都从莫斯科赶出去，他们之中有拿破仑的特务和间谍；不过，讲这些话的目的，主要是想趁机转述拉斯托普钦在遣返那批外国人时所说的俏皮话。用帆船把外国人解送到尼日尼时，拉斯托普钦对他们说：“Rentrez　en　vous－même，entrez　dans　la

①瓦西里·科沃维奇·普希金（1767～1830），俄国诗人，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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