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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弹和榴弹都从上空中飞过去了，可是有时，一分钟工夫团里就损失好几个人。阵亡的不断被拖走，受伤的则被抬走了。

随着每次新的攻击的来临，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以三百步距离排成纵队营，虽然这样，全团仍笼罩在同一情绪下。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也就停下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的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的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撤退的时候，当大批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去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时，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时，赞许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响起。但是，最能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就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了几分钟，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苍白忧郁的面孔愈来愈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里一个田垄一个田垄地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作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垄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股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厌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看了看队伍。

“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垄。

呼啸声和撞击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他不由地感到一阵寒冷掠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集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集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是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可以听见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战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先打了个响鼻，竖起前蹄，险些儿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边上，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