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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烈反对那些限制我们改造世界的能力的观念。我们看到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在本学院所受的韦尔斯利式教育激励我们努力去填补这个差距。于是我代表69届的同学们说道：“当前的挑战是实施政治主张，实现看起来不可能的事，这是一种艺术。”这仍然是对当前政治的挑战，尤其在愤世嫉俗成风的今天，更是如此。

当时我所提及的志向是：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气氛中为创建密切协调的生活而奋斗。我的意思是一种将个人在爱情与工作中的自我实现与承担更大范围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的生活。

毕业典礼和我的豪言壮语结束了。我直奔瓦班湖，从此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在那时，或许今天仍是这样，除了在海边，禁止在湖里或其他地方游泳，但是，我喜欢破这个例：我换上泳装，把衣服堆在地上，摘下我那可乐瓶底儿似的深度眼镜（就是你们在许多图片中和全国各地出版物中见过的那种），趟水走到湖心。

正当我欢快地游来游去，为自己挨过了一天而感到宽慰时，一个保安人员巡逻过来了，他把我的衣服和眼镜统统拿走了。可以想像得到，当我从水里出来后既找不到衣服又找不到眼镜时是多么吃惊。没了眼镜，我像瞎蝙蝠一样，只得摸索着，走回斯通·戴维斯。

总算我运气，那一幕没有老缠着我。在社会新闻栏人家可以写这么一个标题：“指点他人的女孩自己却迷失了方向。”或者更恰当一些，像一些小报可能会这么写：“泳女被外星人变成盲女。”

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我已不戴那种眼镜，而是换上隐形镜片，但我希望今天的视野会由于另一个原因而更为清晰：多年经验形成的洞察力。有机会和你们，尊敬的92届毕业生们一道回忆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更有一种回到娘家的亲切感，而且我也愿意更个性化，更有人情味。

韦尔斯利学院培育、激励并且引导了我，它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还有一种始终支持着我的价值观念。当年我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谈论建立一种和谐生活的挑战呢？

还有什么时刻比1992年春天更适合探讨妇女与其所关心的问题呢？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走遍了美国各地，和许多妇女进行了交谈：他们有的在挣扎着抚养子女，勉强继持生计；有的在同限制他们加薪升职机会的性别歧视作斗争；有的关注着自己以及家庭的保险金额的上涨；有的因离婚后没有足够的或根本没有子女抚养费而使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有的目前没有适合的工作，仅靠越来越少的福利为生；有的则因流产又将成为犯罪行为而极度痛苦。我们必须倾听这些妇女的心声，我们必须关心她们。

我也同妇女们谈到我们共同的愿望：教育子女，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医疗保健，保护他们不受正在日益上升的街道暴力行为的侵害。人们要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不进行消防训练却让他们进行实弹演习？做母亲的当然为孩子们操心，这是母亲的天性。

那些为孩子们准备好午饭的妇女、那些赶早班车去工作的妇女、那些在家长教师联谊会忙到很晚的妇女、那些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照料年迈的父母的妇女，她们不需要听政府关于道德标准的说教。她们不必听关于一个从来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正义或那样无忧无虑的理想化世界的宣传。她们和我们需要理解，需要人帮一把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的！我们需要实际帮助。我们大多数人正在尽最大努力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平衡———经济平衡和心理平衡。

在我看来，这个平衡是由家庭、工作和服务三部分构成。

首先是你的人际关系。归根结底，人们需要友情、友谊、社团，因为生活需要有个掩蔽处，而朋友和邻居，工作中的同事，教堂里的相识———不论何时何地你必与人们接触，总之所有的人都会触及你的日常生活。如果你愿意，也可选择互敬互爱的婚姻。我有许多朋友，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1965年我作为一名新生，从芝加哥郊区来到韦尔斯利。当时，学校和国家都正在经历着一段急速的，有时是动荡的变化时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感到，这是考验人的时刻，也是要求人发挥最大能力和作用的时刻；反过来，从我们到校的那一刻开始便对学校提出了要求，发起了挑战。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甚至不能同意在政治上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