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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沉睡了2000年，这2000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2000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到底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谭嗣同将2000年来几乎绝迹的墨学，提升到与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谭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响在前，系统学习墨子的理论在后，“吾自少至壮……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而且谭本人也以其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来，复兴墨学最力者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写有三本墨学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1904年），全书分六章，约四万五千字；一为《墨子学案》（1921年），全书八章，约七万字；一为《墨经校释》（1920年），约十万字。《墨经校释》出版时，梁启超约胡适为之作序，这里引胡适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推广墨子学说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梁启超以其敏锐而广博的历史视野，考察虽然墨子学说2000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之一，“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譬如在战争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开边黩武者，皆持反对之态度，而在守土捍难方面，则是最为尊崇。这种民族特性，实则与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学说是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之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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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3）

说到墨学的研究，还不可不提到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重点研究了墨家学派在逻辑学上的成就，在胡适看来，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胡适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样无法抵抗。而对于墨子学派中的一大批无名的学者——也就是称为“别墨”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墨经》、《大取》、《小取》等深奥难懂的文章——胡适称赞道：“别墨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重新赋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2000年后，墨家的学术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学的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从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