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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稍稍会眯加减乘除及百分比的算法，这工作是再简单不过了。大多时间，４５台注塑机并不全部开机的，所以玩的时间相对多一些。

因为做统计员，我和张培便熟悉起来。做为组长，张培是很清闲的，他喜取笑我：“你又可以摸鱼啦。”

第一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傻傻地问：“车间里哪有鱼摸啊？”

听我一说，他和身旁几个人哈哈大笑。我从他们笑声中知道自己会错了意，便又以为“摸鱼”是词牌名“摸鱼儿”的简称，后来才知道是我想得太多了。

原来在这家厂里，“摸鱼”就是偷懒、闲逛、混日子的简称，据说厂里的台湾人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个词实在是形象、贴切且俏皮活泼，很多大陆人便也喜欢说这个词了。

一般来说，上白班气氛严肃一点，因为上到老板、课长，下到人事、稽核及保安，他们个个眼睛睁得老大，不停在厂区转来转去监视着我们一言一行，支辄罚款。但夜班就不同啦，除了不时有保安进来转一下也是走走形式，我们几乎处于无人管束状况。只要不过份，张培也并不阻止的。因为毕竟，夜班太难挨了。

厂里十分之八、九是女孩子，其中尤以生产部和注塑部居多。但生产部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紧挨着坐在一条拉上，就连上厕所也要申请离岗证。离岗证每条拉只有五个，也就是说一条拉最多不得五个人同时离岗，且明确规定上班时间上厕所不得超过五分钟。所以要想和流水线上的女孩子说悄悄话操作难度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注塑部就不同，一般一两个女孩子守在注塑机旁，所以夜班巡罗的保安最喜欢往我们注塑部跑了。

我时刻记着自己来东莞的目的，所以并不太喜欢说话，无论是和张培、车间技术员还是保安，我总是礼貌而有分寸地和他们接触。时间久了，他们也不太爱搭理我。但偏偏李连平一见到我就亲热地打着招呼，仿佛我是他几世的至亲似的。虽然丽娟一再说我们和李连平是邻县的老乡，但想起那次他对金三玲的态度，我对他没有一丝的好感。

李连平几次在我这里讨了个无趣后，也看出了我对他的冷淡。有一个夜班，他竟然在吃夜宵前神秘地走到我身边，然后偷偷摸摸把三张夜宵票放在我桌子上，得意地说：“这些都是你的了。”

５２。

我们每天的夜宵票只够吃一碗汤粉，尽管夜宵有麻辣串、炒菜和鸡腿卖，但那大多是为管理阶层准备的。象我们这种普通员工偶尔吃一次便是奢侈的。望着三块钱夜宵票我暗想：要是买素麻辣串的话，可以买六串；要是买荤麻辣串的话，可以买三串；要是买鸡腿的话，可以买两只。就算什么也不买，还可以到小店里去换一只牙膏呢，牙膏能用一个月。

所以，看到这三张夜宵票，我仿佛看到了垂涎己久的麻辣串、香喷喷的鸡腿和洁白的牙膏。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我很想把夜宵票立刻据为己有，但我还是淡淡地问：“不是一个人只能得一张吗？你怎么会有三张？再说我吃了你怎么办呢？”

他眉毛一挑，骄傲地说：“你也不看我也谁呢？饭堂老板是我哥们，不要说三张，问他要三十张也是有的。”

他的骄傲刺伤了我，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味，狠狠心将夜宵票往他面前一推：“谢谢你了，我一碗米粉就够了，吃不下这么多。”

他明显一愣：“怎么？你不要？”

我看都不看他：“是的，我不要。”

他脸色一板，随即怒道：“你这人真是不识抬举！我好心好意给你夜宵票你却不要，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他刚说完，柯兰兰过来找药胶布，一看到桌上三张夜宵票，眼睛立刻一亮：“这夜宵票是谁的？能不能多给我一张啊？”

李连平拿起夜宵票往她手上一塞，连声道：“拿去，都拿去。”仿佛故意是做给我看一般，他还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夜宵往桌上一放，大气地说，“谁要谁来拿，夜宵票，发夜宵票喽。”话音刚落，便有几个女孩过来把夜宵票抢了个精光。在我看来，他这次所谓的豪爽完全是一副流氓作派，我更加看低他了。但有的时候，你越想离某人远些，某人却越和你走得更近。

现在我虽然和丽娟同一家厂里，但我们却很少见面。我有几次在饭堂里遇到丽娟，只见她原来红润的苹果脸憔悴得不成样子，人好象又瘦了几圈。我害怕地问她：“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有什么病？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丽娟苦笑道：“不是有病，我们车间人都这样。这段时间厂里赶货，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