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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影响最深刻的是父母亲的教导：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最不能犯的是两大错误，一是经济问题，二是作风问题；要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上小学时，父母亲因为我拿了家中5元钱请同学吃喝玩乐，让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几小时。当时的5元钱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是父亲工资的近十分之一。

母亲姓许名菊仙，生于1931年，思想极端先进，为人谦虚谨慎，工作非常出色。解放初期，19岁的她就冲破市俗的偏见，当了一名女理发师，22岁就加入了中共，这在当时的女青年中是罕见的，后来成为杭州最大的理发店时美理发店的经理，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应该说，母亲的辉煌至今在我们子女中印有深深的记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得益于她的严传身教。姐姐小时候曾经说过，母亲带着她坐小轿车、上观礼台、吃高级宴，有多风光。我和弟弟在工作中也立功受奖无数次，但总不如母亲的荣誉给全家带来的印象深刻。

“文革”中，母亲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在当时，被“打倒”的子弟是很不光彩的，邻居、同学都会另眼相看，甚至被一些恶人欺侮。我读小学是在杭州市长生路小学，当时改成一个红色经典的校名：延安一小。从我家住的湖滨六弄20号出发，由东坡路、经龙翔桥、到长生路的学校，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为了躲开那些恶人，上学放学只能绕远道走，由湖滨路、经白傅路，或由平海路、经延安路去学校，至少要半小时。小时候的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复仇的种子，发誓长大后要让这些欺侮过我们的人经受同样的遭遇，把我受到的耻辱还给他们。然而到今天，我甚至连这些人的长像、名字都忘得一干而净，毕竟这段经历与我后来的所见所闻相比太不足挂齿了。

母亲为了逃避批斗，就长期称病在家，这样就把我管束住了。“文革”中，母亲的脾气很爆燥，在外忍声吞气，回家稍有不顺心就像发威的母老虎，姐姐上初中了，还要负责为母亲誉抄检查稿，弟弟才几岁，他们自然不会成为母亲发威的对象，我便成了她的出气筒。有时她挨斗回来，深更半夜把我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我洗脚洗脸，常常从美梦中喝斥而醒。我还记得，家里有一把用十多根细毛竹扎成的小鞭子，是专门用来威吓我的。一场“文革”使我的童年失去了许多欢乐。

事过境迁，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到底有多残酷，与人斗到底有多大乐趣？一家理发店的经理，领导十几颗人，科员级别也算不上，居然要被“打倒”，可见这场运动涉及面之极其广，危害之极其大。母亲对于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还挺坦然，还常常自诩，她是与杭州市的一位副市长一起挨批斗的，因为她是省级劳模，还因为她给王光美理过发，言外之意她是够那个级别的“当权派”。那又能怎么样呢？今天，谁还会惦记母亲这样享有挨斗级别，没有待遇级别的“当权派”呢？那种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难道没有一点痛和怨？也许这是她一种人生历炼或一份最深刻和最能唤醒的记忆吧。

父亲生于1924年，性格直爽，爱交朋友，乐于助人，一生追求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吃过很多苦，受过许多怨屈。1984年3月28日，父亲沈宝庆因患胰腺癌不幸逝世，终年才59岁。父亲作古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努力还没能达到他期望的成就。在杭州龙驹坞殡仪馆里，望着他的遗体被推进焚烧炉，他的身体转瞬化着缕缕清烟时，我发誓，要为父亲争气，做一个出色的好男儿。父亲去逝已整整20年了，一直想写一些记念他的文字，总感到无从下手。我总是想，这些文字对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我们这些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我还想，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应该很高兴！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解放前绍兴农民的后代、杭州大同酒家的学徒，一个是女理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