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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反感的是，《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的作者为了掩饰剽窃行为，把我原文的两个小标题——“信息战改变了暴力使用方式”和“信息战的破坏性正在被认识”改了，把这两上标题下的文字合而为——“研究信息战与反信息战的重要意义”，文不对题，这就严重篡改了文章的思想，在信息战研究热兴起且需要突破时，在战争问题上随心所欲，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

记者曾采访了《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一书的两名作者。作者赵中强说，当时出版社约稿之后，时间比较紧张，拟完提纲后分为两个人写，前言、后记和前四章由他执笔。对于书中的抄袭部分，另一位作者解释说，由于时间紧，第8章的资料由一位研究生帮忙提供，是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因无作者署名而没能事先沟通。

这些都是托词。为此，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有过联系，让他们知道这回事，希望他们止制这种现象，不要再发行这样的书了。虽然作者也表示了歉意，但这种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抑制。《中华读书报》作了报道后，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看书，这本书照样在书架上摆着，而且与这本书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有严重抄袭我文章的书《谁来保卫中国》也赫然在目。在这家书店的图书排行榜上，我还发现一本发行50000多册、装帧很出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也有多处是抄袭我发表在2000年1月3日《解放军报》的文章《信息战是主导21世纪的战争形态》。这篇文章是新千年来之际，解放军报社邀请10位专家追笔谈未来战争趋势，我是唯一的军外学者。文章要求非常简炼、概括，不能超过千字，难度非常大。我写了四段话，却被《中国问题报告》抄了三段。

引用和抄袭是两个意义上的概念。抄袭有几类情况，一是把国外的东西翻译过来成为自己的成果；二是抄袭国内的作品，公然地把别人的理论精华改头换面揉进自己的文章中；或是把别人的观点随意拿来，不注出处。

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多是创造性工作，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并且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有赖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譬如在军事领域，无论是工业时代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还是今天的时代打什么仗生产什么武器，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再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照样不能赢得战争的。先进的理论必须以创新为基石的，而理论的创新却非常难，尤其搞原创性的研究难度很大。我最初研究信息战时，多数人还不知信息为何物，电脑在人们眼里还相当神秘。在部队，要戴着卫生帽、穿着白大褂、换上保洁鞋才能进入电脑房。在那种情况下，要提出信息战这样的理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要使人们接受更是难上加难。《信息战》写完后5年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改了三次，手上的老茧掉了几层。就是这样辛苦得来的成果，却被“文抄公”们肆意剽窃。

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尤其是那些善于“扒皮抽筋”、专吸“精髓”的高级“文抄公”们更容易识破和抑制。与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相比，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危害更大。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把名优特产品和企业搞垮，削弱企业乃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力；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扼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了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对战争乃至整个军事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搞军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出成果的绝好时机。然而我们可以书店去看一看，我们的军事出版物有多少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我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带有编著性质的通俗读物，而是那些所谓的专著。1995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介绍自己最近正在研究“虚拟战争”的情况，没想到，不久有人就以“虚拟战争”为题发表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说“虚拟战争”已经到来，云云。这算什么？至今我也没有看到他再有关于“虚拟战争”新的成果，还有我“信息边疆”的概念，“打仗回家去”的预测，“信息战的能量要超过核武器的威力”的判断等，别人都大胆拿去了，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你又有什么为法？但这却极大地打击了我的研究激情，最终放弃了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所以现在搞研究，首先要学会保密，要么动作要快，这势必影响研究的质量。像1999年我提出“理想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