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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学术名词都用原文，这事可能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说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原素那些名称而言，那虽然也属于学术名词，却是专名的性质，万国共通的，它只有拉丁名，拿过来可以干脆地应用。若是别的，即使也是拉丁文，如维他命、盘尼西林、赛璐珞、德律风等，据王宗炎先生的《音译和义译》文中所说，已逐渐由音译转为义译，所以要将学术名词都用原文，与这趋势正是背道而驰。自然有些部门如理化医工的术语，是完全专门性质，音译可能比义译适宜，这须得由专家去考虑决定。但是用它那一种原文呢，虽然原语也同出于拉丁，各国有不同的说法，或是只大同小异，而读起来却各有一套，例如心理学这字的原文，英德读音首尾两个就很不一样，那么以那个为凭呢？周先生说统一译名，这事确实是必要，其中当然有音译义译两部分，假如译语纷歧，不便实多，这也并不限于用汉字的中国，如英文中屠格涅夫的音译便有四五样的拼法，所以统一的工作正是当务之急。义译部分自然不用原文了，有如盘尼西林是音译，义译则是青霉素，若是称它作青霉素，又用拉丁字母拼了，那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反不如仍旧称为盘尼西林了。这样归结起来，可以用原文的，第一是化学元素的名字本来是拉丁文，与罗马人名一样，顶不成问题地可以应用（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义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是否适宜，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译名这问题，我大体上是赞成王宗炎先生的意见的，他的两篇文章见《翻译通报》第一卷五六两期上。

其二，人地专名，即是专有名词，照例只有音译一法，古来西土译经高僧的名字都有意义，附加义译，但是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至今还是这样叫，没有人叫他们童寿与觉明的了。我前回说音译当名从主人（近重阅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倪海曙先生早有这个主张了），却仍用汉字来写，我承认中国往往有音无字，译来多有牵强，是个缺点，可是没有办法，要理想的彻底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但又难以实行，譬如用原文即是。我们姑且将亚洲非洲的民族除外，单说欧洲的，有受东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希腊字母以及从这里变化出来的斯拉夫系字母，有受西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从希腊变化出来的别样的罗马字母，前者为希腊、苏俄及斯拉夫系各国（波兰捷克除外），后者为西欧各国，加上波兰与捷克，他们也改用拉丁字母了。就只在这个范围内，要用原文，也就很伤脑筋了。第一，这至少要三套字母，即希腊、斯拉夫、拉丁，对于排印者与读者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若是让步，放弃前两套，只留下末了的，结果是牵就了西欧，论理原是不大公平的。至于事实上呢，我们不说匈加利等国拼法特别的，就只是英德法三国也仍有好些困难，同一个写法的名字可以有三样不同的读音，写出来原是同样的拉丁字母，要读者自己去分别，英国人名照英文读，法国人名照法文读，这在少数知识阶级自然可以办到，在一般读者未免有点为难了。周先生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说明“写成新文字”，不过既然改写一遍，那已经不是原文了，例如英国诗人摆伦，这两个汉字诚然不好，但如将Byron拼音写作Bairn，那与摆伦也只是百步五十步之差，而且英国可能真有姓Bairn的人，更易混淆，不是很好的办法。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没有把别的用拉丁字母的国人名字改写拼音（即是音译）的，他们都是用原文，只在字母不同的文字里才用音译，所以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若是译文是用汉字所写的。这倒也并不是恐怕“汉拉并用破坏了原来文字的民族形式”，如有必要时我想原文是尽可插入的，譬如专名译音，欲求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这如是原来用拉丁字的，那本不成问题，若是别系文字，则用拉丁字对音，有如摆伦（Byron）、屠格涅夫（Turgeniev），普通也是常用的，有时候也可以引用一段原文，这却翻过来于括弧中加上译文就好了。我们查看《鲁迅全集拾遗》中几篇翻译文章，一九二八年的《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一九三年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都用拉丁字母拼写人名加入，不另译音，一九三三年的《海纳与革命》等这几篇，则先译音，于括弧内加写原名，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办法相同。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外国专名有两种表现的方式，理论上的是非是别一回事，对于读者那一种觉得方便，那当问读者的意见如何，不是我们所能主观地决定的了。

原意只想关于一两点稍陈意见，不料写得很拖沓了，却仍旧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