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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会转变过来？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虽然表面上别的同志没有看出来，但我的确是想通了，我详细地分析了我的处境，我唯一地就是想到了党，我明白目前是对我的最大考验，不仅在劳动中要向自然界斗争，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我还要向病魔作斗争。我真正从思想上搞通了，于是我对吐血就一点也不怕了，我在入党申请书上曾写过：“为党的事业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现在我在农村劳动中因劳累而吐了一点点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真是个共产主义战士，就应该想得开，就应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现在虽不是一名正式的布尔什维克，但我要求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在组织上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在思想上要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就是考验，要克服困难！我愿做一个无名英雄。我想，现在农业正在大跃进，我们在这里挖垄沟（水利化），虽然每天一个人铲不了多少土方，但是多一铲土就是向共产主义又近了一步，我不是天天地一点一滴地和全体同志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吗？我不能因病而气馁，我要坚持下来，即便每天吐10CC的血，那也得一年以后才能吐尽最后一滴。那时候我的家里人可能会很痛苦和不幸，但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旧宫公社农民的子子代代的幸福，在建设农村水利化时我牺牲了，我想这是心安理得的。因为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所以我的心情就开朗了，医生叫我全天休息，我偏工作半天，医生叫我做一点轻微工作，我偏要参加抗旱工作。血现在到底吐了多少，我已不放在心上了。总之我现在不看它，也不怕它了，我觉得累时就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这样奋斗就一定能战胜自己。一个月以来，我觉得情况很好，精神也很饱满，这一关又过来了，我想这是党给我的力量，我应该时刻警惕，继续改造，继续和病魔作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愧为党的好儿女！

“8。25”事件

我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在父亲的病程中度过的，是在他一次次吐血的恐慌之中度过的。

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认为此老话儿实在是失之偏颇，我不仅自始至终是一个地道的孝子，而且“久病成医”，我知道他什么是“咯血”，什么是“吐血”，什么时候只需自我调养，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甚至我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救护方法。

如怎样服用云南白药，怎样用凉毛巾给他敷胸口，或冲一杯浓盐水等等，至于紧急时该去哪家医院，该找哪位大夫，我更是烂熟在心，这也是后来我父亲不曾离开我半步的原因之一。

自打我懂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有“吐血”的毛病，他这一吐就哩哩啦啦地吐了三十多年，吐了就“补”，情况好的时候炖只老母鸡，差的时候只有一个鸡蛋。

一位长年给父亲看病的大夫，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曾跟我说：“你爸爸真是挺神的，这么多年来，他吐的血是他自身血液的好几倍！”

这个经过了三十二年方才印证了的事实，我一点也没有夸大的成分，可以说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

由于在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里，我对血是极其敏感的，几十年来父亲的“小病儿小灾儿”从未间断过，因此不胜枚举，而危及生命的大出血亦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凡父亲出现吐血的时候，总是和他或我们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关连，现在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令人心急如焚，毛骨悚然！

在我人生的记忆中，永远有着这么几页沉重不堪的片段：

大约是1967年，如火如荼的“文革”之初，在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曾发生过一次所谓“”事件，父亲被惨烈地推到了“主角”的位置。

那天他和几位“靠边站”的人一起布置文化局小礼堂的某次会场，突然一群由各戏校组成的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指着台上的钢琴问纪元：“这是什么？”

“这是一架钢琴。”　父亲回答道。

小将们说：“你放屁！这是棺材，你们是在诅咒伟大领袖。”

说着话就“命令”父亲他们都得靠右边站好，交代自己“形左实右”的罪行。一位曾屡挨批斗的老者可能是吓坏了，央求红卫兵说：“我要去厕所。”

“不成！有屎拉裤子里，有尿撒裤子里，谁也不许出去！”　红卫兵手持“红宝书”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当时的父亲别看身体弱，可脾气不弱，跟小将们辩论说：“请你们上去仔细看看，是钢琴还是棺材？如果是棺材我立刻就撞死在你们的面前！”

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