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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医院回来后，我的脖子上系着绷带，将受伤的右手吊起来。父亲没再责备我，只是问：“疼吗？”

我说：“不疼！”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劲头。

这时我姥姥来了，嚷嚷着：“手破了就得去医院缝针？非落疤瘌不可！老年间的土法子不是挺好吗？”说着话她就钻进了我们家那黑糊糊的西厢房，不知道是从哪个青花罐子里抓来了一把“鸡毛灰”，据说还是日本时期留下的，非要往我的伤口上撒，幸好被我妈给挡住了。

派性

接下来好像社会上就开始“分派”了，小派多如牛毛，大派有两个，说起来能吓死人：“天派”和“地派”。不少的家庭一时间被派性给分了“天”、“地”，经常有两口子不是一派的，于是就举家站在当院儿“大辩论”。辩来论去结果是分崩离析，各自归队，“誓死捍卫革命真理”去了。

但凡这个时候，最倒霉的是孩子，不仅忍受着家庭破裂带来的恐惧，还得是爹妈“两派”争夺的对象。我们那条胡同就有这么一家人，分了派以后，爹带着女儿奔了“东方红战斗队”，妈拉着儿子归了“井冈山造反团”，临别的时候两边人还相互指着鼻子骂：“甭他妈臭美，咱们大字报上见！”

忽然有这么一天，我爸我妈的谈话中也带出股“火药味儿”，于是俩人就不再捉迷藏了，干脆亮出“底牌”。哎哟喂！可了不得喽，敢情这公母俩压根儿就不是一派的耶！

听着他们一句紧似一句，一声高过一声地争吵，吓得我不敢再听他们的谈话，竟破天荒地一个人钻进西厢房，并把两只耳朵都给堵了起来。在这幽暗的小屋里，看着那一排深色的家具和凝重的瓷器文玩，我没有害怕，只是一个劲儿地寻思：这回可完了！我们家也是非散不可了。到时候我能跟哪派呢？跟“天派”还是跟“地派”？

去你妈的吧！哪派都不跟，我就跟我们家这“派”！想到这里我咧开嘴哇哇大哭，哭得左邻右舍都能听见，以为我们家要出人命呢。

大人们赶紧来到西厢房，见我蜷曲在一张八仙桌的底下，鼻涕、眼泪、哈喇子滴沥耷拉地流了一身，我爸我妈就暂时的“偃旗息鼓”了。

要不怎么说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们家那座“政治火山”的岩浆眼看要喷发的时候，一块茅坑里又臭又硬的“花岗石”把这火山口给堵住啦。

您猜怎么着嘿，幸亏我们家的户主是“封建家长制的一言堂”；幸亏不管你有理没理，从来都是我爸他一个人说了算；幸亏我妈当年因为喝豆汁儿在我爸这栽过面儿；幸亏她甘愿一辈子夫唱妇随。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我妈居然就让步了。

前边说过的“八。二五事件”中，我爸被打吐了血，事实上他便以养病为由，暗地里作了“逍遥派”。于是这两口子就不再辩论各自的立场、观点了，我们家的“天地”总算是没被“派性”给分成两边。从里屋到外屋，依旧是我爸的趾高气扬和我妈的唯唯诺诺。

这场景在当时让我看来，就像是有一首歌里唱到的：“哎——真是乐死人儿呀，真是乐死人儿！”

我爱毛主席像章

那个时候人们走在大街，很难简单地从衣着或体态上分辨出一个人的“身份”来。只要放眼望去，衣服统统或蓝或灰，体态也大多中等偏瘦。

可不知是谁率先给大家支了这么个“高招”，几乎所有人的胸前都挂着象征着身份的“搂勾”（Logo）——金光灿灿的、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

其中“单边儿”的不如“双边儿”的“横”，个儿小的没有个儿大的“狂”，圆的没有方的“范儿”。要是能戴上个有机玻璃做成的“荧光像章”，那一准儿得是个单位里的头头儿才有的殊荣。

“文革”伊始，我还是个三天两头“辍学”的小儿郎，对像章的企盼和追求是不能够言喻的，那邪劲儿不亚于这两年我对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贪婪。

记得“文革”前，民族文化宫里有一个长年举办的“西藏农奴展”，里边人皮人骨的甚是吓人。“文革”一开始，这展览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阶级斗争展览，被加进去不少令人“炫目”的内容。如把整套的《三国演义》和《红日》等连环画被当成“毒草”批判展出，在玻璃展柜里画着“黑叉子”。另一个展柜里，还有更让人眼儿热的，是那用金黄色的毛主席像章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忠”字。

流连在这些展柜前，我和伙伴们的内心里有着同样的冲动：半夜三更摸进来，把展柜砸了，将这些“小人书”和纪念章都给它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