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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依然灰雾般的迷茫、混沌，可青春却在不停地焕发，按照其特有的方式。生命激情使杨锦麟无时无刻不在幻想一个壮举——希望自己能在为一场保卫革命路线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他无数次地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场景，像一个狂想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弹射中心脏，自己缓缓地倒在血泊中，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心头的夙愿，虽然夸张，但并非血腥、恐怖，甚至带有几分曼妙，不可思议。死亡的光辉，让痴狂光彩夺目。

当然，这一辉煌瞬间，杨锦麟终于没有如愿所偿，但这场白日梦还是让他向往了很久。

真实情形却处处显现严酷。

校园里接连不断的武斗，好几次，呼啸的子弹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子、身体穿过，而且不止一次。命虽然捡回来了，但多少有些后怕，不时脑子里会冒出胆怯、动摇，使杨锦麟对自己有了一种卑鄙感，这让他痛苦不安。

所谓三年初中，实际上杨锦麟和同学们只接受了少得可怜的教育，而“　老三届”集体却被创造性地称之为“　知识青年”。“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倒是很够格的（当时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像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说的。本该是读书的年龄，却天南地北地在北大荒开垦、在内蒙古草原牧羊、在云南挖坑、在海南岛割橡胶……只有再教育，才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历史在这里上演了滑稽、荒唐的一幕。

在大陆，按毕业时间计算，人们把1966、1967、1968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称为“　老三届”。这在中国是有着特殊社会政治含义的专有名词，纪录着整个民族心痛的历史，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也成为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名字。

杨锦麟属于“　老三届”的尾巴，同样是亲历者。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1）

一、一代人全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抵押

1968年夏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个高潮年中，杨锦麟初中“　毕业”。

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杨锦麟和他的同代人“　很有必要”，也是惟一的出路。

按照时间的划分，当年知青下乡大体分为三拨，第一拨是杨锦麟出生的1953年到1966年“　文革”前夕，响应“　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口号，城市青年主动或半主动下乡，作为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做工、当兵之外的又一种生活选择，火热的“　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感召是重要诱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8年至1971年，“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各地的总数约一千八百万人，半主动或多半被动，更像是一次强制性的人口大迁徙，范围波及全国。1969年9月，也就是杨锦麟下乡的第二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　动员”了近三万人离乡背井，插队落户的地点是在闽西落后的边远山区。

下乡青年最后一拨是1972年至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那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有所改良，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的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农场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　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但这已经是杨锦麟弟弟妹妹们所经历的了。

杨锦麟再一次被命运裹胁而去。

学校草草发了张毕业文凭，算是个交代，杨锦麟初中毕业了。随即，离家的日子很快确定了，全部都是组织的安排。

等待出发的那些天，杨锦麟全家在一片忙乱中无所适从，时间过去得很快。奇怪的是，那时的杨锦麟居然一点伤感也没有。

屋角的阳光，檐下的清影，飘飞的纸鸢，邻家的玩伴……离开自己从小熟悉的环境，离开厦门，离开家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一无所知、完全陌生的生活……按常理说来，杨锦麟应该是感伤的。但确切地说，杨锦麟是怀着尽快摆脱的心态离开的——离家远行即将带来的刺激、兴奋，他几乎掩饰不住。

向往、渴求新知，原本属于青年人的天性，杨锦麟也不例外；而他内心深处期盼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彻底洗尽身上的斑斑旧痕。事实上他一度不曾回家，很久以来他就希望逃之夭夭——背负原罪，一直沉重地压迫着，让他透不过气来。

二、出发，在十五岁生日那天

眼下的确是一个机会。开赴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