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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杨锦麟还提到传统道家哲学的中道思想，他认为句容现象很重要的内核，即中道思想——兼顾乡情、国情、事情、民情，协和关系、减少摩擦、争取共赢，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句容原来的一个市长做儿歌、做童谣，致富歌、创业行，给老百姓唱，琅琅上口，杨锦麟认为这虽然是一种教化，而这种教化会变成一种驱动力。杨锦麟试想着，像句容这样的县中国两千多个，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像这样来做，他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长治久安一定有保证，而一个稳健的、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指日可待。

触电的感觉真奇妙（1）

一、电视具有真正的家庭日常性，不经意间，杨锦麟成为家中成员

2002年末，第一次赴句容回到香港后不久，杨锦麟成了靠嘴吃饭的人，居然还吃得有滋有味。

杨锦麟发现，与自己从事多年的报刊相比，电视这玩意更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明显之处在于，它扎根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随处可见，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陪伴者、抚慰者；既告诉人们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会误传，它的彻底性在于它俨然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正是基于此，有人称电视为家用媒体，可见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如果说，阅读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仪式成分，而看电视或者几乎只是听，更多是一种娱乐放松消遣，电视俨然家庭一员，一位陪伴者。

传播学理论认为，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带到家里来，这既改变了公共领域，也改变了家的领域，现在，一个孩子甚至在不会过马路之前，电视已经带他周游世界了。电视能够而且确有力量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日常习惯，电视甚至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闲话和谈话的源头。这一点，杨锦麟自己的读报中都不乏例证，他的许多话，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流行语的开始。他点评到的内容，观众多信以为真。

某次读报，谈到中国人普遍地发福，肥胖人群比例大幅度增加。杨锦麟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1世纪中国人民胖起来了。这句话立即在坊间流传，成了人们新的口头禅。一次，杨锦麟在节目中说了一句，有本“　毛主席语录”听说卖了十万元，马上有观众推荐自己就有杨锦麟说到的那一种，还有八万八千字的，林彪签字的等等，让杨锦麟帮着询价找买主。还有的则借机推介自己收藏的《康熙字典》，说是共三十八本，道光五年的等等。

还有一天，杨锦麟读报说，据某报报道，成都人懒散、比较会享受之类的，节目播出后，当地媒体报道变成了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贬低成都人云云。恰好之后不久，杨锦麟去了成都，不少人向他讨说法，希望他给成都人正名……这样的例子，在杨锦麟短短的读报生涯中实在不胜枚举。而此之前，作为学者的杨锦麟，数百万字的大部头，还从来没有引起过这样的关注与热烈反响。

在凤凰早期，乃至之前的台湾中天卫视，杨锦麟主要是作为嘉宾，与主持人一起在谈话，有具体的交流对象，有问有答，彼此之间常常交锋，思想、观点撞击出火花，灵感也会突然爆发。主持《有报天天读》，这一切完全不同了——坐在演播室里的只有杨锦麟自己，伴随他的只有冰冷的摄像机，杨锦麟成了给摄像机读报的人，这与他以往习惯了的谈话节目大不相同。

杨锦麟很快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电视的传播过程，既然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建构观众的场所，作为主持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将恰当的表达方式形成为一种技巧，面对镜头，杨锦麟试图努力地在自己与镜头之间建立一种默契。他把镜头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你喜欢他、他也欣赏你的人，力图把自己亲切、自如地展现给对方。既为满足作为媒体人传播信息、言论责任的宣泄快感，又为观众搭建起获得资讯的平台。

经常出现在观众的客厅、卧房甚至厨房，久而久之，杨锦麟俨然其中的一员，有意无意间参与着观众的家庭日常生活，撩拨起他们的喜怒哀乐。如今，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已是电视大众传播和杨锦麟名人效应的混合体。杨锦麟以平易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把他的意见观点带进每一个收看电视的家庭。双方的对象感都会因此亲切而真实，这种真实的错觉使受众有一种在自家客厅里就能有针对性地参与讨论的现场感——观众因为受到尊重而获得心理满足，因而会更乐于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接受传播者就意味信息传播效率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