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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5年，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涉案数额巨大的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几名被告人共挪用社保基金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2年9月，因诈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2000万元，原海南达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泉润被判处死刑；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票，被廊坊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至于与之关系密切的一般公众更是连知情的可能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整个链条中涉及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等众多方面，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2006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他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2006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2）

上述三个因素构成了上海社保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上海社保案如此，只要考察一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权力使用的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波及多方面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非规则化使用，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时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土地协议转让与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价差一项，国库每年损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2006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比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