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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拿钱让他们得好处，即使出去了，欠一屁股债，至少白干十年。什么***世道！我和他们干到底了！”老赵狠狠地说。“但是一想起老婆孩子，真要是判个三年五载，这个家、自己这一辈子可就毁了。”中国人身上不甘屈服，据理抗争的精神和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传统在老赵脑子里交互占上风。

激烈的思想斗争使他常常紧皱眉头，一圈一圈沿着小院疾走。像是“狮虎山”笼子里的老虎，时而低吟，时而长啸。真是一个万分痛苦的抉择！

他常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希冀从我这里得到点拨和支持，我只能狼狈的避开他的目光。

我能说什么？！我只是慨叹，地方上一个小小的组织部干事，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这样鱼肉百姓，谋取私利，置国法于不顾。而官员们还要竞相巴结，唯恐落后。可见一斑！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么诱人啊。

我感到悲哀，“管理众人之权”早已异化为“统治众人之权”。而这个权力在使用的时候竟可以不讲任何规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为之奋斗终身的结果吗？这就是我们呕心沥血几十年工作的结果吗？

老赵终于屈服了，十天以后，他见完律师回到号里，拿起卫生纸狠的拼命地擦他的右手食指，好像要擦去他的耻辱。残存的印油像血一样，怎么擦也擦不掉。以后，他再也提不起精神号施令，对号里的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惴惴不安的等待最后的结果——他怎么能踏实呢？万一人家钱照收、刑照判，那可就全完了。

一天，他拿出新买的一个笔记本，让我在扉页上写几个字。我沉思了一下，把他的名子隐在里面写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虎归山林，来日方长。”

算是鼓励他面对未来。他珍惜地把本子包好放在褥子下。

我至今感到内疚。以我当时和他的关系，是可以给他一些规劝的。我应当给他以支持，让他坚定和丑恶的东西作斗争的信心。从道理上讲，需要用斗争取得自己的权利，忍让只能使坏人更猖狂。可是我没有，我只给了他廉价的同情。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也是帮凶。

但是，如果他的抗争招致更大的风险怎么办？

可是，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而且和他心照不宣，现在虽然忍了，但仇是结下了，在等待时机爆！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早上当他抬起头来时，我看到的竟是一个深目高鼻的二十左右岁的“老外”！手上缠的绷带渗出鲜血。原来他是维吾尔族人，住在南八号，因为受同号人的欺侮，忍无可忍，一拳击碎厕所小窗户上的玻璃，用碎玻璃自卫。所方在问明情况后，立即把他调到南一号。之所以调到我们号，我想可能是由于号里有老赵这个回族人，再加上最近以来号里比较平静，一直没闹什么事的缘故吧。（很快，所里为了消除隐患，把所有小窗户的玻璃全部卸掉。）

破烂的衣衫，遮不住他强健的肌肉，深眼窝里那双淡黄的眼睛，总是带着忧伤的眼神。赵君虎称他为“穆斯林兄弟”，我们则叫他的名字——阿卜杜（其实他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为了顺口我们省去一个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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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41）】………

他的案情是这样的：

他和他的老婆在此地做小买卖，收留一个新疆来的朋友给他打工，同时还雇了两个不满十六岁的小伙计。一天，趁阿卜杜不在，这个朋友对他的老婆，维族美人阿依古丽非礼，遭到阿依古丽的痛殴，他知道后也怒不可遏，依了“朋友妻，不可欺”的原则，把那个维族登徒子打得半死。临出门还让两个小伙计再“给他点教育”。

这下可闯了大祸，当他回来时，两个小伙计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朋友躺在地上只剩了出气。他们两口子赶快叫了急救车将朋友送往医院。终因伤重不治，抢救无效而一命呜呼。他们也双双进了看守所。

阿卜杜很快就成了“南一号轻声合唱团”的成员，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的声音浑厚悠扬，唱起前苏联歌曲韵味十足，和号里那些五音不全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当他唱的忘情时，还常常自由挥，即兴加上一些维族歌曲的歌词和曲调，非常优美动听。

当夜幕降临，各号的铁门在封门时，出了由远及近的沉重的轰响，很快又归于沉寂。没有了白天的蝉噪，只听见蟋蟀在断续的低鸣，更显得格外安静。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就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