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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中，我们读出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个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也许就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里所谓的“公车”有个典故，指的是中国汉代时公家用车马运送举荐的人才赴京，所以后来即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公车上书”指的就是当时举人们的上书请愿活动。

出色的政治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高的道德底线两者缺一不可，而知识分子总归是有理想支撑的，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做不好政治家的。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是儒家学者，不如说他是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又被人指摘为帝党的领袖。

4月15日，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约，于是他立即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议和条件。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书，而湖南举人们得知了梁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进来，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但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人等的上书陈言是不能直达上听的，不仅要看你的官阶而且还有内、外之分，十分复杂，在此不再细说。这样，这些举人们的上书只能送交都察院，请其代奏光绪皇帝。

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上书后很是吃惊，一开始就加以严词拒绝。当权派对于这种以下犯上的举动直接的反应总不会是欢喜，而且，当时条约已签，圣意已决，有什么理由非要出这把头呢？弄不好上头一发飚，弄不好岂不引祸上身？

但事情没都察院大人们想的那么简单。此时京城士心涌动，梁启超等人的上书虽然没有转呈给皇帝，但是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福建的、四川的、江西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甘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举人，也都纷纷效仿康梁等人上书都察院。

一时间，都察院衙门口可谓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总挤满了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今天这个省的来了，明天那个省来，哪一天没有商量好，会同时来好多省的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他在衙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并长跪在地，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往来之人，“闻者莫不哀之”。

康有为抓住时机，于5月1日联络十八省举人聚会松筠庵，拟上一公呈，就是对皇帝来一个公开信，由康有为执笔，大家讨论修改后，征集签名。为此，康有为、梁启超用了整整一个白天外加两个通宵，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其他人等也没有闲着，他们连日连夜的传抄了一千份后到处散发，立马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以康梁为领袖，后来被称为维###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场政治狂飙，这场近代意义的“###”，是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康有为在这份情愿书中告戒朝廷，割地事小，忘国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中国就会引发全世界各国列强血脉贲张的“食欲”，中国若是要一一喂饱他们，那就要不断地割出自己身上的肉来，如此一来，今天是台湾、辽东，明天可能就是直隶、福建，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被瓜分殆尽！所以万不可轻言割地，对日本小鬼子的仗也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那怎么才能继续和日本作战呢？为此，康有为提出了四点建议，后来总结为八个字：“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内容如下：

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迅速下达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达到激励天下的目的，鼓舞将士，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把主和辱国的卖国使臣、临战不力的贪鄙将帅、守御无备的大小疆吏通通给予相应的严惩；三下“求才之诏”，请求光绪皇帝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明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大力举荐人才。

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的想法，并不是康有为所独有的，朝野上下有这样意愿的人不在少数。但迁都之事，非同寻常，而且，迁往哪里、如何迁法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当时有人支持西狩，有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