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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象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象街道协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竟读。几十年后，如果我拿出小波的书给我的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我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份量，小波只有三、四本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发现小波之后，我很快就不看了。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我还是喜欢看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

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小波的早逝而改变。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现代汉语文学才刚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小波就是这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

2002/4/11

永远的劳伦斯

冯唐

英文书念得多些的中国人难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越。我个人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睡有屋食有肉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酒说过让你脸红的话？“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千古幽情。数量多些，比如两、三千字，中、英文持平。三袁张岱的小品同兰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样耐读。数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万字，英文占绝对优势，中文长篇几乎无一不可批为庞杂冗长，而不少英文长篇充满力量。

这种力量感，最强烈地来自劳伦斯的文字。

劳伦斯生于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死于肺痨，终年四十四岁，是本世纪文学史上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人物。他上接狄更斯、哈代，下启詹姆斯、福克纳，是近、现代文学的连接人。最重要的作品有：《儿子和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儿子和情人》是劳伦斯的成名之作，小说旧瓶子装新酒，篇章结构不出维多利亚小说窠臼，但是社会背景已经不再重要，人物心理开始唱主角。小说写尽恋母情节，有些男人天生是女人的儿子，同妈妈的联系绝对不止是一条脐带，一把剪刀不可能剪断。没有情人，他们不能长大，情人的作用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离不开妈妈。美国现代图书馆的二十世纪百部小说排名上，《儿子和情人》远远比劳伦斯其他入选小说靠前，看来酒还是比瓶子更重要，老实作文比故弄玄虚更有效。没准百年后念中文的人偶然记起琼瑶，只是因为《窗外》。《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松散的三步曲。记得第一次读《虹》的时候窗外雨疏风骤，几十页书念得我心惊肉跳，我忽然发现有些人闲了，可以想出这么多事情。这些小说中的女人，让我想起交配后要杀死雄性伴侣的雌性昆虫。

劳伦斯是能于无声处听见惊雷的人（昆德拉是另一个）。人最大的悲剧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啸，而在他的内心。劳伦斯临死前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残酷的朝圣之旅）。或许就是这种苦难，这种对自己的心灵绝不放过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中国文人最吃不得的是心苦，讲究的是寄情诗酒，内庄外儒，心态平和最重要。或许，文章的区别，中文和英文的区别，说到最后还是人的区别。但是我没有道理地相信，任何一种文字，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