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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京城的观众而言，今年的演出是过多过密了，但放眼全国观众，国内的流行音乐演出人均还是太少了。单就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大都市而言，如果每个周末都有一场大型演出也不为过，至少这会成为一个文化消费繁荣的标志。当然，这里首要解决的是演出性质及观众分类过于单一的问题。如果演出商只一味地靠一类或某几位歌手来撑门面赚钱，那么这一年下来，相应的固定观众的胃口和钱包恐怕也就都伤了元气，演出市场难免出现大小年的状况，根源就在于此。

纵观今年的流行音乐演出，老歌怀旧演出依旧保持着稳健的态势，社会怀旧的情绪是一方面原因，但老歌手鲜明的个人魅力及其作品的时代诚意度均不容忽视，这才是多年后还能拿出来赚钱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不免会对今年同期上演的歌坛新秀们担心后怕，不知有谁敢大胆预测有谁多年后还能历久不衰？歌坛新秀一味在求新求变上下功夫，连带着时下的新歌迷也染上此病，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是必然的结果。老话讲的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拢络人心，那就看你是想当一件“衣服”，还是想做一个人！

说过演出，最终还要回到音乐创作上来。今年的歌坛依旧欠缺力作，这不是一句“打击盗版”就能敷衍了事的。创作乏力，使广大歌迷不自觉的呈现出两个“不”，一是“不为排行榜陪绑”，二是“不给原创一点情面”。歌曲排行榜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相同的原因，原创乐坛一年到头能拿得出手、或只推几位当红歌手的做法，必然会造成歌迷的逆反心理，所以在“中韩”歌手同台时才会出现“歌迷哈韩一边倒”的情形，而且这种危机，港台歌手也快事到临头了。

2003年就这么过去了，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少。如果你是个歌迷，你还有钱、有闲，那么你能从回忆中总结出什么样的消费经验呢？其实，总结对于明年来说，除了让自己及他人知道该少犯同样的错误，其它都是扯淡，而且千千万万不要把扯淡当成一种表演，也不要误认为你已经学会歌唱。2003…12…27

听懂陶喆！？

就如同罗大佑面对记者时常把陶喆挂在嘴边一样，陶喆在阐述其音乐理念及创作初衷时，也言必称罗大佑。抛开他们的私人感情，各自的音乐才华及作品走红程度，恐怕还不能成为彼此欣赏的基础。如果套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世俗理论，罗大佑与陶喆应该是同一类人，就像朋友或夫妻一样，可以有不同的个性，但必须有相似的审美及共同语言。由此标准来看，罗大佑与陶喆的共通点就是文人的“人文精神”、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音乐人的“根源性”及艺人的“创作时代性”。如果承认罗大佑在年龄上老过陶喆，那么作为歌手的陶喆的优势又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即“创作时代性”的进化，往雅了说就是敏锐把握了时代脉搏，别管是喜脉还是凶脉。往俗了说就是“跟得上形式”，无论形式是好是坏。

要想听懂陶喆，我们还离不开罗大佑这个坐标。首先拿人文精神来说，罗大佑关注的是民族家国，雨雪山河，而陶喆则是《太平盛世》环境里，徘徊在《爱我还是爱他》间犹豫不决，或是拿着一本《孙子兵法》却唱着“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口心惨淡，过往的君子听我言”。罗大佑的人文沧桑属于“人文第一“的时代，懂与不懂无须解析，因为那是精神丰富过物质的时代必然的结果。如今不同了，物质的丰富占据了精神的仓库，陶喆的“风马牛不相及”更像是库存盘点，思想的表达就隐藏在拼贴的缝隙间，看似无厘头，实则道理简单直白，正如陶喆自己在阐述创作初衷时所说的：“时下的歌迷低龄化，如果再给他们听大道理未免太过沉重。”

如果单谈“社会责任感”，未免太过俗套，现在连小偷强盗都可以偷换概念大谈职业道德，更何况摆在艺人面前那么多的媒体话筒，空谈废话谁都会。罗大佑与陶喆的责任感在哪里呢？硬性指标可能就是他们都慢工出细活，出道多年专辑数量却少得可怜。数量就是金钱，数量就是曝光率，为了数量有人累得猴瘦或浮肿，有人疯了，有人自杀，这就是偶像的结果。相对而言，“数量”少的罗大佑和陶喆依旧边走边唱，罗大佑吟咏的是《倾城之雨》，《宁静温泉》，而陶喆高唱的是《无缘》、《藏爱》、《爱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貌似出世，实则入世，而另一个正好相反。是出或入重要，还是出名挣钱要紧，这事我们得问我们自己，这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就音乐人来说，音乐根源性恐怕是他们时下最为迷惑